记忆中，我们村里有一口老井，后来成为村民倒垃圾的场所，最终将其填平掩埋。当年这口老井，水位极深。所以过去村民基本都是到沟下老井挑水吃，一天一两躺就基本够家里的饮用水了。而洗衣服，牲畜饮用，建房用水只能在村庄涝池里挑水。
七十年代初，农村大搞水利建设。家家户户都改造水窖，各地根据地形，修水库，筑大坝，建水站。我们的家乡属于渭北旱塬地带，虽然紧依黄河，但是村庄在沟壑的上边，高于黄河水平面一千多米，村民们只能望河兴叹，眼看着滔滔河水向东流去。
有国家政策的支持扶持，村老支书亲自跑到省城水利部门，要求解决村里吃水和灌溉问题。上面不久派水利专家，购买机器材料，亲自到村里指挥，村民们出力，轰轰烈烈的机井水站建设拉开了序幕。
要想从一千多米深的沟下把水抽上来，这个工程的浩大，在没有机械化的年代，艰难可想而知。
那年，黄河岸边工地上，彩旗飘扬，村支书大队干部亲自带头劳动，挥汗如雨，一锨一锨的挖，一镢头一镢头的刨。村民们齐心协力，男女老少齐出动，为了明天能够解决温饱问题，不辞劳苦的奋战着，他们发扬了愚公精神，硬是在沟壑之间，挖出几米宽的一百二十度凹形槽，如同大自然的鬼斧神功。修建了二级水站。那时候，所有的材料都是靠人工转运下去的。凹槽之间，两根粗壮的铁管从沟上顶，越过中间二级站，最下边一级站，延伸到黄河边的老井之中。
在修建机井的同时，水渠也在紧张的施工中，村庄的土地高低不平，人们将高处的土，刨开拉起填渠。女人拉架子车刨土，男人打夯，水渠填成功以后，又要挖土让渠中间成凹槽，边缘底部打混凝土，抹水泥，经过路面的利用连通器的`原理，这是后来中学学习物理才知道一个名称。经过两年的奋战，十几里的高质量主干支干渠，也纵横交错在阡陌的田间地头。我们村的机井水站建成了，而且工程中未发生任何伤亡事故。
最早还没有通电前，机井是用大型的东方红柴油机发电，来带动水泵抽水。通水那天，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附近相邻县市村民都过来参观，他们都露出羡慕和嫉妒的眼神。县里剧团来了，仪式结束后准备在村里演出。省上领导来参加通水仪式。村民们欢声雀跃，祖辈们饱经沧桑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从此，因为有了水站，有了水浇田，我们村的温饱吃水问题解决了，在黄河边周围几个村庄，我们村是唯一一家成功建造了机井水站的村庄。
小时候，我总喜欢去机井玩，总喜欢站在沟壑边，抬起头看到苍穹的天空。低下头，看到两根粗壮的钢管，直通沟底。那些胆大的孩子，竟然顺着钢管下去，又爬上来。我胆子小，经常站在上面发呆，喜欢胡思乱想。那时候很幼稚，这么长的钢管，是怎么从这么陡峭的坡上接上来的，我想不通。
水站开始抽水了，轰隆隆的机器声奏起开幕序曲，接着清粼粼的水流顺着两根粗壮的管子流淌出来，像瀑布一样发出哗哗的响声，溅出一朵朵美丽的水花，我们高兴的用双手去接水花，喜欢那种清凉而生疼的感觉，任水花溅满自己全身。我们遭来大人的训斥，让去不远处的水渠里玩。机井水站热闹起来，前来担水拉水的村民来来往往，拥挤不堪，就像赶集会一样。水渠上，附近村里的女人们，都把家里积攒的脏衣服拿来清洗，棒槌的捣衣声，谈笑风生声，孩子们的嬉笑玩水声，机器的轰鸣声……混合在一起，似乎并不是那么嘈杂，恰似人间一曲绝妙音乐，带给了人们快乐，带给了人们精神上的鼓舞，看到了明天美好生活的希望。
不知什么时候，远方天际飘过一朵悠悠白云，太阳悄悄露出笑脸，散发出柔和的光，水站边草丛上搭起了花花绿绿的衣服，组成了田野间一片五彩的云，这是最美丽的天上人间画卷。那些调皮的孩子，总喜欢挽起裤管，来来回回行走在水渠之中，孩子们玩累了，就躺在渠边，把小脚丫伸进水中，任小河流水从脚下冲刷而过。
因为有了机井水站，我们村每家每户都有了几亩水浇田，村里人的吃水粮食都有了保障。村庄的农作物也开始多样化。玉米长势喜人，西瓜个大又甜，果树每年都会硕果累累……路过的外村村民无不啧啧赞叹。
邻居顺发叔结婚时候，晚上邻朋都过来闹洞房，大家开玩笑问新娘你喜欢顺发哪里?漂亮的新娘低下头羞答答说：“你们村有机井水站，他家十几亩水田，我妈说遭年馑了饿不着。”邻居朋友们听完都笑到肚子疼。是呀，这是个实际问题，过去人们靠天吃饭，遇到干旱那不就得饿肚子。因为有了机井水站，村里后生娶媳妇也容易多了。
多年以后，机井建了一个小水塔，挖掘了两个蓄水池，机井水站解决了周围所有村民吃水问题。水站每天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村里，虎叔、建叔、义叔有眼光，买来四轮拖拉机，焊接了个大水罐，专门给村民们拉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不停息。因为他们的辛勤，首先步入村里的小康家庭。从此以后，村民们水窖不再储蓄雨水，封了进水眼，拉一罐水就够饮用几个月。清凉可口干净卫生的机井水，养育着我们周围村子里的每一个人。
又过了几年，水站开始新的改造，建了个新的更高的水塔，换了变压器和水泵，我们村接上了自来水，拉水的日子被岁月埋没，水窖渐渐也被淘汰，女人洗衣服洗衣机在家里就可以解决问题。有了自来水，村里人家家户户都安装太阳能马桶等，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历史的年轮匆匆滚过，村里的水渠由于年代悠久，渐渐老化，多处水泥剥落漏水严重，二级水站老房子面临坍陷，水泵更需要更换，再加上沿黄公路投资建设，老机井水站拆迁改造迫在眉睫。
现代化的建设和过去完全是两码事，村民不需要再出劳力，施工队开进现场，铲车、汽车、挖掘机等各种工程机械一齐出动，在新一届村领导班子的带领下，短短一个月时间，新的水站主干支干渠道建设完毕。
时光如流水般淌过，年后的一天，一个阳光明媚春暖花开的季节，我重新来到机井水站。首先跃入眼帘是比过去更高的水塔，白色瓷砖的崭新的水泵房，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房子上面有一台变压器，现在变压器比过去更加轻巧。距离水塔不远处，过去风水土塔不复存在，代替它的是一个七层崭新的砖塔。砖塔旁边，村民们为刘江霞、雷振华等烈士矗立的纪念碑，这时我突然感慨万千，今天我们能过上幸福安宁的好日子，就是因为当年他们，在水站脚下的东渡黄河，支援抗日，最终以鲜血和生命铸就了祖国的和平。我们“吃水不忘打井人”。
我漫步水站沟壑边，瞅见一根橡胶黑胶皮管穿越沿黄公路上空，直通黄河滩的井下。原来的二级站，变成合阳驿站，建筑古色古香，布局大方，结构完美，绿化，各种配套设施齐全。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鸟儿，顺着苍茫的沟壑上空飞过，发出尖叫，回音四起，如同天籁之音。沟壑下边的老井旁边，有黄河一条支流，过去我们叫它线河，河水清澈见底，是一片天然游泳池，去年夏天曾经人满为患。机井水站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解决人们吃水和灌溉问题。这里已经成为黄河湿地沿黄旅游公路的一部分，机井水站的北部不远是司马迁祠，南边是紧连美丽的洽川风景区。再加上韩合空港，在我们塬上投资建设，这些天然优势，将给机井水站发展带来更大空间。水站已经成为村民休闲憩息的公园，未来这里也会迎来五湖四海的游客，美丽的机井水站以一个崭新的面貌迎接美好的明天。
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在很小的时候，记忆当中家里用的是电灯，电灯照明所用的电是在老家那个山沟里公家修建的一座小型水电站发出来的，大队还未解散时，队里专门安排了两个稍有文化的人一年四季吃住在电站机房专门负责小电站发电的事，工分和下地劳动的社员一样照记不误。到了改革开放后随着土地联产承包到户，原先大队里安排的那两个人也回家和大伙一样务弄起了庄稼，小电站从此机房门上挂了一把锁就静悄悄地闲摆在那里，就这样，处在半山沟里孤零零的小型水电站从此便无人问津了，于是各家各户的电灯再也不亮了，大伙于是纷纷点起了几年前点过的煤油灯用来照明。更为不幸的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期，随着生产责任制的不断发展，加之基层的各项管理措施疏之于散，小型水电站被放牛娃们把锁一砸你拆一块、我拿一件，几年下来，竟然机房里能够抬动的零部件都被拆卸一空，只剩下被拆卸一空的巨大的涡轮发电机由于体积大、重量重而孤零零地躺在被卸去门窗的破陋机房里，前景未卜命运凄惨地等待着将来不知被如何处置，稍高处机坑进水口用优质落叶松原木加工镶拼并用钢圈和螺丝加箍的巨型木制进水管道也被附近的农民拆卸掉钢圈上的螺丝后分崩离析地偷拿了个精光。一座曾为两个大队近三百户群众发了不到十年电的好端端的集体资产就这样在改革开放前期的无序管理中“夭折”了，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和莫大的悲哀。这种现象，我想在那时不光发生在我们家乡，全国各地城乡农村或多或少都是有的。改革推进期和历史转型期由于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个别环节出现了“软化”和“空白”，致使国家资产的流失和集体财产枉遭破坏或许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
八十年代初期，与我们一般大小的孩童都到了入学读书的年龄，于是我被送入距离村庄一公里开外的村学里读书，从此，煤油灯成了我们农家学子以及各家各户夜晚照明必不可少的东西，那时，由于距离学校远，早晨带上烙饼后既当早点又当午饭，中午是不回家吃饭的。每天的作业基本在中午或下午便能做完，晚上偶尔看书温习功课或完成老师另外布置的作业，就只能在灯光幽幽的煤油灯下进行，几个小时下来当时感觉不到啥滋味，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洗漱时才发现，呼吸进咽喉和鼻孔里的一团团煤油燃烧形成的黑烟全部在吐痰和擤鼻子时“亮”出“相”来，但不管怎样，小小的煤油灯硬是伴随着生活在大山里的我们农家子弟从小学到初中毕业一路读书走了过来，对于我们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娃娃们而言，煤油灯就成了照亮大家茫茫夜空的“电灯”，也可以说是指引我们农家莘莘学子发奋读书、立志成才的指路明灯。
在点燃煤油灯照明的日子里，每当小小玻璃瓶里的煤油燃尽之际，一年四季忙于农事的父母们便会在星期天派着小小年纪的我们结伴走出大山沟去五公里开外的乡供销社里灌上满满一大瓶，那时各种生产生活物资单调紧缺，有时候提的是一只用罢农药后用土灰洗涤好的大瓶子，有时候是两三个喝完酒的小空瓶串联在一起，一斤煤油起初是三毛多钱，后来涨到四毛钱一斤，如果在提回家的路途上不小心将瓶子打碎，回到家里是要受到父母的严厉批评甚至惩罚的。后来条件渐渐好了，于是大部分家里用塑料壶灌煤油，一则安全系数高，二则经久耐用。那时为了常常能走出山沟到乡供销社灌油“风光”一回，我和兄弟俩常常争抢不休，由于不断发生争执，后来就改为互相轮流到乡里的供销社里去灌油。
正当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县水电局正在从乡上通往老家的山沟里架设水泥杆子拉电，无奈输电线路架设到村边后，听说一位村民无意中用藏语脏话得罪了那位负责架线的领导，于是拉电的事就被黄了，架设的农电线路足足闲置了七八年时间无人问津，这期间，一些偏僻地段的的农电线路被不法分子趁夜间盗窃后去临乡铸倒铝锅等用具，一部分电线杆子上的瓷瓶、横担等设施也陆续遭到了破坏。
一九八七年，我小学毕业后去十九公里外的邻乡中学读初中，那时的学校都很破旧，教室和教师住房都是苫了青瓦的两檐水平房不说，地板全是土的，住校生宿舍是一个能容纳六七十人的通间大宿舍，一长溜的通铺沿墙而搭，住宿和做饭全在那个七八间的大通房里进行，卫生状况可想而知，老鼠常常东奔西跳出没床铺底下，遇到中午、下午放学后大伙开伙做饭时柴禾燃烧的浓烟熏得一帮住校学子们泪水流淌不止，烧焦的油烟味呛得年轻娃娃们喷嚏打个不停，以至于很多学生毕业体检测量视力时都患上了沙眼，有些父母为了让娃娃能够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安心读书，就租借了学校所在地村子里离校较近的农民们的闲余房子让娃娃们或单住或合住。那时白天上完课后，晚上还要上两个小时的晚自习，学校里用的电是那个村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公家在毗邻的大山沟里修建的一座小型水电站，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水位难于达到常态，电灯常常是忽明忽暗变幻无常，夏天一场暴雨发生山洪后又是一连几天停电，当时与其他农村的境况差不多，有时候由于河渠维修就连停数天干脆不亮了，尽管如此，学校为了督促学生们的学习，老师们遂号召大家自灌煤油并用废弃的墨水瓶等自制小灯盏在晚自习时自端来校上晚自习，可见那个时代的学习条件是多么的艰苦了，于是大家都自制了一盏小灯盏作为晚自习照明时用，一些脑子活得同学同时自制两盏，一盏用放置在抽屉里以备用，一盏在自己的宿舍里或租借的住处随时点燃，条件有限的学生们则会端着小小煤油灯隔三差五晚上来回奔波。在邻乡上了两年学后，由于交通不便，加上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方便，这时堂哥已在县城一中读书，经过奶奶的几番劝导，爸爸为了我的学业有所进步，于是听了奶奶的劝告后想方设法将我转入县城一中读书。县城相对来说各方面条件不错，晚上不用上晚自习，大冬天的早晨教室里有白炽发亮的日光灯明亮地照着，自己借租的小房子里也有电灯，电费不是很贵，而且停电现象很少发生，只要光线不好时，随时可以拉开照明，为了能考上中专，尤其到初三时每天晚上数理化的配套练习和相关试题都要做到将近凌晨时才在一身疲惫、满脑苦思、惺惺睡眼中休息。城乡的发展差距从那时从细小的生产生活环境里就能反映出来，每当我们周末或节日回到老家，由于一直未通电，一时在煤油灯下做作业或干其他事时似乎有一种视觉昏黄、看物不清的感觉，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偏僻的山村老家依旧还在用煤油灯照明。在县城读书时间不长，我考入高原州府的中专学校去读书，这时暂时告别了煤油灯，此乃后话。
直到几年过后的一九九三年夏天，我们老家的电又在县乡的.关注下，又开始在原来的基础上续栽杆子往各个自然村里拉，当时由一名乡党委副书记负责此事，暑一次偶然机会，那位乡领导下村时来到我家，父亲让我泡茶，等我洗罢茶杯欲去泡茶时哪位领导叮嘱我把茶杯再洗一遍，我心里一时有些愤然，也就按他的吩咐再洗了一遍泡了，在喝茶休息的当口，乡领导的一句话冲撞了生性要强的父亲，于是被父亲不留情面地顶了回去，加之我的老家庄子不大、人口不多，于是那位睚眦必报的小领导在负责拉电时，将我们几户以距离大村庄较远不便架线为由未能拉上，后来，经过伯父、父亲、表叔等人多次奔波找关系托人说情，直到二〇〇四年秋天，乡变电所乘着农村电网改造之际，才给我们小小的自然村栽上水泥杆子装上变压器拉上了电，老家的电这才算通了，这整整比同一个行政村的其他自然村迟了十一年，地处大山深处的父老乡亲这才告别了长达二十多年靠煤油灯照明的历史。我想，这也许是陇原大地上最后一批结束了依靠煤油灯照明的小村落之一。
时至今日，告别点燃煤油灯照明的历史已经十来年了，但在我小小的童年、懵懂的少年、梦想燃烧的青年等几个人生的关键节点上，都是依靠小小的煤油灯苦苦读书熬过那漫长的无数个夜晚的，尤其在读初中的那些年的寒暑两个期中，我曾在煤油灯的陪伴下做完了一道道高深难懂的数理化难题，苦苦读懂了语文课本上那些历代先贤们的文言文典范名篇，展开想象写完了一篇篇优雅的作文习作，一遍遍地熟读政治课本上的东西；含辛茹苦的父母和早年弃学在家帮助父母务劳农事的的兄弟农忙时节休息很晚时也是依靠煤油灯的光亮忙于生产生活琐事的，或休息很晚时在煤油灯下吃饭，或在煤油灯下准备次日的农资事宜，或秋夜在昏黄的没有灯光下抓紧时间撕剥从地里瓣下的成堆的玉米棒子，或早年间母亲在深夜的灯光下为一家大小纳鞋底做针线活，或在我们很小时母亲去距离村庄较远的水磨坊中磨面时，我们吃罢晚饭后又背着粮食提着饭盒去给母亲送饭并在深夜等着磨完面后一家人背着磨好的面粉和麸子在玻璃灯罩中的煤油灯指引下走在高低不平的弯弯乡间小路上汗流浃背地回家；后来煤油灯又成为小妹上小学、读初中、念高中、考大学几个人生阶段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在幽幽的的灯光下，小妹读书格外用功，学习上一向不上父母操心，学业不断上进，最终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梦寐以求的省城一所大学。
总之，小小的煤油灯不仅是我成长道路上的指明灯，也是我和小妹早年发奋读书和学业不断上进的忠实伙伴，更是父母兄弟务劳农事、干好家事、操持家务、勤俭持家的好伙伴，时过境迁，时光荏苒，虽然现在用上电灯已经多少年了，但伴我成长、供我学习、随我生活多年的煤油灯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曾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情结依然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深处始终不曾淡去。
有人把“温暖的被窝”评为世界上最美的10件事之一。现在住惯了宽敞明亮的楼房，享受着冬季集中供暖的人们，感觉这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可是对于我的童年时代，这真是太恰如其分了。试想，外边天寒地冻，北风呼啸，屋里暖意融融，床上铺展着萱萱腾腾的温暖的被窝，多惬意呀，多幸福哇！
我和奶奶在昌黎晒甲坨农村生活的那些年，居住的是建筑年代久远的土坯西厢房。乡谚云：盖房不盖西厢房，冬不暖夏不凉。一到冬天，屋子里似乎四处漏风，从门缝钻风，窗户纸透风，坐在炕上有嗡嗡嘤嘤的耳旁风，合衣躺下又传来偷袭的枕边风。小寒逢腊八，最冷三九天，到了三九天，天冷得滴水成冰。晚上，我迟迟不肯睡觉，因为被子里是凉的，钻冷被窝，是需要勇气的。特别是为防止被煤气熏了，睡觉前撤了炉火以后，就算把白天穿的棉衣棉裤都搭脚，被窝也是冰凉冰凉的，凛然地躺进去，到后半夜双脚还没捂过来，甚至一宿也只能当伸不开脚的“团长”。好在，吃了腊八饭，还剩22天半，就过大年了，打春了。
为了能让我有一个睡觉的温暖被窝，奶奶把从秦皇岛父母那里带回来的输液瓶子灌满热水，睡觉前，在被窝里上下来回往复滚动，顿时驱散寒气，暖意盈盈，再用毛巾包裹好以免烫伤皮肤，让我在被窝里用手抱着一个，用脚蹬着一个睡觉。我感觉暖意从前胸到脚底传遍了周身，很快便进入温暖的梦乡。
直到七十年代末我返城回到秦皇岛，居住条件也没有得到多大改善，我居住的还是坐西朝东厢房格局的简易下房。薄屋顶、单坯墙、关不严的旧木窗，严重变形的铁皮门，可以说封闭性很差。一到冬天，就把平时放置在院子里做饭的蜂窝煤炉子搬进屋内，为了防止中煤气，需要支上白铁皮烟筒，取下一块窗玻璃安装风斗，这样可以疏通烟气又可以保存热量，即便如此，在屋子里穿着棉袄棉裤还是冻得瑟瑟发抖。睡前倒进盆里嘘热气的开水，到次日早起就成了冰水混合物。好在有了橡胶材质的暖水袋，炉子就支在屋内，烧一壶热水十分方便，在晚上压炉子以前，将暖水袋灌满热水，放进被窝，暖暖的，软软的，睡觉时不论是抱在怀里，还是踩在脚底下，都格外温暖舒服，颇像现在的暖宝宝。暖水袋，成为那个年代冬季御寒，制造幸福和美梦的神器。
九十年代以后，我家和大多数市民一样，住进了宽敞明亮、装有暖气的楼房，使用暖水袋的日子随之成为了 历史 。人们再也不必忧心冰冷的冬季，再也不必念叨当年民谚“三九四九，被窝抄手”了。我保存至今的暖水袋，也就成了记录那个时代百姓生活的一个 历史 物证。
小时候，因为我特别喜欢和伙伴在外边一块玩耍，所以屋里吃饭的时辰老拿不准，常常不是回去早了，奶奶的饭还没有做好，就是晚点到家，害得奶奶一直等我。直到有一天，奶奶告诉我说，当院子里烟雾缭绕的时候，就是吃饭的最好时刻，我这才第一次明白，炊烟还能给我带来口腹之乐。从那以后，我懵懂的心灵开始慢慢地飘进了炊烟，在炊烟的熏染中，我也渐渐长大。
奶奶说的炊烟，是从老院子厨房的烟囱里吐喷而出的。烟囱自然是破旧而又凋敝，十几块土坯不太笔直的围垒成了一个方柱状，约有两米高，最有看点的是烟囱的顶端用了两块小瓦，支撑成了一个三角帽，以防止雨水流进筒内，看着就像一位戴着帽子的老人静静的驻守着这个老院子。由于烟囱砌的年久，开裂的缝隙处，时有悠然的小蚂蚁爬过，角落里还长出了几根盈盈的小草。多年残留下来的烟油渍已浸透了烟囱墙皮，渗印出几朵不太规则的暗花图案。每天，烟囱的醺味和饭菜的醇香融合在一起，灌满院子的每一处，当蛋青色的夕阳在烟囱上沉落的时候，偶尔飘落的叶子把升腾的烟波隔成柔长的烟霭。那景象，就是一幅看不厌的画卷。
曾记得当初那个烟囱又低又矮，平时出烟不是很顺畅。用父亲的话说，就是烟囱缺乏一种向外的吸引力。在天晴没风的日子，炊烟还能顺势扶摇而上，自由散尽。遇到雨天或者大风，烟囱仅能冒出一缕稀薄惨淡的青烟，而大部分的浓烟是从锅头口那边涌挤而出，在窑内弥漫一会，才无奈地再窜出窗外，迅速纠缠住外边等候已久的青烟，甜蜜地依偎一起，瞬间合成一条扯不开的婚纱，紧紧攀引住老院畔那些枣树的枝头，把所有枝桠都悄然无声的包裹起来，在院子上空坦然萦绕一番之后，就轻巧的灵动飘逸，绵延数里不断。而那一刻，窑洞里锅头的灶膛已变得通亮，火苗噼啪作响，尽心迎合着奶奶熟练的操持着锅碗瓢盆做饭。受烟霾的辣呛和蒸雾的浸润，奶奶她早已是眼角流泪后背湿透，从中，我却享受到的是一份家的浓浓亲情。
父亲很孝顺我的奶奶，心里面一直想着把那个旧烟囱刨掉，重用红砖砌起一座又高又直的新烟囱，让奶奶做起饭来不虬烟焖火，也不熏呛人。有一年的秋季，一周的连阴雨，最终还是把那个烟囱淋泡倒塌。可当年，家里很清贫，根本没有钱买红砖，所以父亲最后就不得用了一种最原始的土办法，垒筑起一座比较独特的烟囱。父亲从锅头的出烟口，沿着院落的墙面，刻凿了一条深深的土槽，约三丈多高，直通窑顶的场面。土槽长宽一尺见方，裸露面用大小合适的土坯镶嵌紧密后，再用和着麦草的稀泥粉刷一遍，形成了一个冗长的烟道。最后，烟道的最上端，以窑顶平面为基底，盘有一截圆状土烟筒，筒孔留的特别大。这种简陋的构造，在当时那个破旧院子的`格局中，显得直白而真实。烟囱做成功后，幽幽的青烟不是徐徐的均匀泛冒，而是似乎被什么东西急切的牵引着朝外喷泄，当锅头底下火旺时，还能带出来星点的小火花，人站在院子抬头送目，感觉日子瞬间就能蒸蒸日上了。
从最初奶奶让我通过观看炊烟升腾来掌握吃饭的时机起，我就不仅感念着炊烟带给了我五谷的醇香，而且也钟情于它那种变幻莫测的美颜。每每看到炊烟飘荡的时刻，我都会咽起点滴唾液，骤增食欲，从炊烟不同的逸散形状里，我也渐渐体味出一种别样的感受。平日里我发现，当炊烟又黑又密浓浓的迭涌时，那是刚起火烧水。当炊烟变成透明清雅的白色条烟时，锅里的饭菜将熟。如果炊烟只剩下片断浅浅素素的丝烟时，饭菜己经出锅。炊烟的不同，层次清晰的演绎出饭菜的制作过程。在奶奶的招呼下，父亲的爽朗笑声中，多少次我端着饭碗，坐在院里的石磨上，吃饭间，看着那座烟囱顶上，惊奇的长出一株手指粗壮的槐树苗，还有觅食时在上边歇息的小麻雀，抖搂烟囱里的落灰后，又自唱自答的飞走。那时的院落，就像是一张动态的壁纸，而在这壁纸上，不但涂鸦有奶奶养成的闲情转悠的母鸡和昼伏夜出的花猫，而且描摹出父亲喂大的哼哼噌痒的肥猪和护院撒欢的小狗，这一切在炊烟的触摸滑动中，都展现着一幕温馨的农家场景。
七十年代，农村人经济拮据，烧锅的来源主要是地里的秸秆柴草，最好的燃料要数村民在村子南边的嵯峨山上捡回来的干硬柴。于是，我上初二的暑那一年，便和父亲第一次上了山拾柴。记得那天刚下过雨，大山里非常清秀，只见山峰苍翠，草坡碧绿，林间山雀啾啾叫个不停。我和父亲捡了一晌午，架子车还是没有装满，我们便坐在一块大青石上，从布兜里掏出两个蒸馍，悠闲的吃着充饥。随意仰头极目远眺，一畦一畦的乡村尽收眼底。以那幢高高的教学楼为坐标，我找寻出了自己的村庄，映入眼帘的它就像刚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樱桃一样，明净爽心至极，并闪烁着诱人的色泽。那会正是午饭时分，一缕缕、一丝丝的炊烟开始浮游在村庄上空，翩若惊鸿，宛如游龙，和雨后彩虹融为一体，自有一番景致。首次看到生我养我的家乡，竟让炊烟点缀得如此美丽，我内心即刻就对炊烟产生出了一种莫名的情愫。在那一刻，我忽然懂得，炊烟其实还是村庄的一种灵魂，它能使我的村庄活力四射，血液流动，脉搏跳跃，在有炊烟的家乡，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父老乡亲们才得以安居乐业，幸福融融啊！这种大型投影下的炊烟影像，从那时起，开始启蒙了我的思想情操，让我早期就陶冶在比陈年老酒还要醇厚的乡情、还要绵长的乡音里。
有人说过，炊烟是人们生活贫富的晴雨表，从中能分辨出日子的好坏。这一点，我感同身受。如果把时光倒流到我刚高中毕业回家那两年，我就会想起那段烟稀薄，烟气细短，时时断炊，甚至不冒烟生火的艰难生活。当时，奶奶生病卧床不起，父亲不会做饭，我成了一家人饱腹的唯一期盼。每次我在地里干完活，已是饥肠辘辘，瞄瞄家的方向，多么渴望家里的炊烟出现，能有一碗可口的饭等着我。当我拖着沉重的双腿往回走时，看着日子红火的人家早已烟雾笼罩，我就想起家里亲人那等候的眼神，不由自主的加快着脚步。多少个天寒地冻的冬天，昏黄的暮色在朔风中都显得软弱无力，我的手几乎被冻得毫无知觉，但我还是点燃起灶火，学着做饭。有时，我欲将放弃坚持，飘扬的炊烟犹如一块块丝绸绢帛，像父亲的手掌般轻轻抚摸着我的心头，眼前的那些苦闷煎熬都被拂试而去。炊烟，托起了我在那个清贫年代奋斗的希望！
多少年后的今天，老院子的炊烟虽在我成长的脚印里渐行渐远，但新居的屋顶依然炊烟袅袅。烟囱已是砖混结构，高大竖立，直奔云霄，妻子一直还爱用老式的大锅灶做饭，其中浓厚的亲情就像燃烧的那腔热火，点滴的关爱恰似延绵的那片炊烟，把一切都变得美好而温暖。如今，我最喜欢坐在屋面上，零距离的一边看炊烟徐徐，一边品岁月情怀，悠悠往事凝聚在胸间，别有一种感触。
忘不了炊烟飘荡的时光，挥不去一份厚重的亲情，炊烟在，家就在，爱也在！
水磨是过去中国老百姓磨面的常用工具。曾几何时，它在滚滚红尘、大浪淘沙中，流经千年的记忆永远消失于我们的生活。但那水车的轰鸣声至今还缠绕在我的耳边，亲切的让我不能忘怀。
磨是把米、麦、豆等农作物加工成粉、浆的一种机器。开始用人力和畜力。到了晋代，我国发明了用水作动力的水磨。水磨的动力部分是一个卧式水轮，在轮的主轴上安装磨的上扇，流水冲动水轮带动磨转动。
小时候，一到暑，父母便把我和弟弟送到农村外婆家。那时候不通车，去外婆家的路全是啃啃哇哇的土路，我和弟弟全凭两条腿步行去外婆家。七十年代初，也许是环境优化，生态平衡，那条从关山深处流出的水很大，奔拥着勇往直前。我和弟沿着河流一路前行，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木房子挺立在河面的中央。从小生长在城市的我们，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河里？木房子下面为什么要装一个木轮等等诸多问题充塞着我们的脑海。带着很多的遐想来到水磨前，伴随着哗哗哗的流水声，还有木轮转动的轰鸣声，我和弟弟便好奇的站在门口向里张望。只见一簪煤油灯照亮着昏暗的磨房，那磨盘在水的推力下不停的转动，还有那磨面人沾满面粉的脸庞。那白哗哗的面粉在石磨的转动下，如玉液琼浆，流泻而下。那时候才知道了我们吃的面全是由水磨加工而成，也体味到了农村生活的艰难。
幼年的记忆是苦涩的。外公家住在四面环山的一个偏癖村庄，几十户人家吃面粉要到几十里以外有水磨的村庄磨面。记得一次，家里快没面了，外公承载着家里仅有的一口袋麦子去几十里路的邻村磨面。我和弟弟一听也要随外公去。可外公说什么也不肯让我们去说路途很远，磨面时间太长，又没地方休息，只带几块干粮哪够三人充饥，让我和弟弟好好看家。就这样，我们和外婆帮外公把麦子放到毛驴身上，目送着外公的背影消失在村口。早上出门天气晴朗，红彤彤的太阳照满了整个院子。可到了下午，太阳却悄悄的藏起了它的笑脸，阴郁的天气占满了天空，不一会儿而功夫，阴云密布，倾盆大雨一泄而下。一直下到到第二天下午，可雨还是不停的下。我牵挂外公心切，不顾家人的劝阻，穿上胶鞋，带上两把雨伞就往外跑。小姨一看这情景，也随我一同去接外公。
生长在农村的人都有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天晴尘土飞扬，下雨满地泥泞。我和小姨顶风冒雨走在泥泞的.道路上。黄土胶泥的路面，一走一滑，一不小心就会跌跤。几十里的路程，我和小姨走了两个多小时才走到外公磨面的水磨坊。当我和小姨满身泥水出现在外公面前时，外公又惊有喜、心疼的说：“这么远的路，还下着大雨，不在家里待着，跑到这里做啥？”我望着外公沾满面粉的脸庞说“下雨了，怕爷爷淋雨，所以才来接您回家”。其实外公中午就加工完面粉，只是雨下个不停，怕淋湿了面，才一直在磨房等候。看着外公吃剩下的干粮和一碗白开水，还有那满脸的疲惫和眼里充满的血丝，我的内心泛起阵阵涟漪。外公为了全家人能够吃上白面，就这样在磨坊里待了两天啊。那种艰辛也是过去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这样的事情，在外公沧桑的一生里不知重复了多少次。至今，那段飘雨的往事在我人生的几十年里，不断浮现眼前，成为我对长眠于大地的外公最真实的怀念。
随着电力的发展，七十年代中期，外公家的村庄也接上了电。没过一年，第一台电动磨面机便安装起来，全村的男女老少就像看大戏一样，积聚在队部的院子里，用好奇、疑虑、祈盼的眼光等待着面粉从电动磨面机里流出。当那一袋袋麦子不一会儿工夫就变成了白哗哗的面粉。大家争相转告，欢呼着、跳跃着，这下终于结束了祖祖辈辈传承下来艰难的磨面生涯。
悠悠岁月，几多沧桑。水磨在千年的流转中结束了它的使命，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定格在了人们的脑海中。不知何时，那褐色的小木屋永远消失在我的视野里，成为我们永久的记忆。
在城里生活多年，看到每家每户的厨房都是煤气灶，甚至有的用上了天燃气灶，至于电磁炉，电饭锅啊高压锅啊，刀啊叉子啊，都是非常时尚和现代化的，而我总是忘不了农村那个柴火通红的土灶。特别是冬天，想起母亲在土灶前为全家人做饭的情景，我内心总是会涌动着温暖和温馨。
在我们团风农村，厨房是一件大事，而土灶更是大事中的要事！甚至可以说灶就是家，没有灶的家根本就不成为家。往年农村兄弟姐妹多，各自成家之后要分家。有个成语把分家说成是“另起炉灶”，搭砌好了一堂新的土灶，就标志一个新的家庭诞生了。
我的记忆里，母亲一辈子都在照顾我们一家人的一日三餐，整天在厨房的灶台前转来转去。小时候一早醒来，发现母亲已经起床，我揉着惺忪的睡眼，走向厨房站在灶台前，晨光朦胧里，灶堂里柴火正旺，看到母亲正在切切切，剁剁剁忙着早餐，顿时我就心安了。
团风的民俗，无论是盖房子或者时年八节，都有着一种神秘的文化内蕴。比如土灶台的砌成，就深藏着一种文化内蕴。我记忆中的团风老式土灶是由土砖砌成的，上宽下窄的'四方形灶台，灶面是四方形的，安放锅的位置是圆形的，这就是天圆地方的寓意，表达天地交泰，家道和顺的一种理念。
在老家团风，每一家的灶台上都供着一位大神。逢年过节要祭拜，这就是灶王爷，母亲称之为司命菩萨。司命菩萨掌管灶台，他在无形之中也掌管着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动态，年底的时候，传说司命菩萨要上天向玉帝汇报这一户人家一年来经历。你做的好事坏事他都要如实告诉玉帝的。那玉皇大帝，就是通过千家万户的灶神，了解和掌握人世间的所有信息。
灶台因为供了灶王爷，因此非常神圣。每次吃饭之后，母亲都要把灶台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甚至整个厨房也成了一块圣地，严禁兄弟姐妹在厨房里骂人、吵嘴、打架，甚至不许磕碰锅盆、放碗、放筷子要轻轻的。这是一种规矩。
母亲在灶台前言传身教，让我长大之后在外交往要与人为善，做事要心平气和，有礼有节，循序渐进。母亲不识字，但是她在厨房灶台前对我的教育，却让我终生受益。
六，七十年代，物质生活比较缺乏，那时的农村哪有什么煤气天然气，就是煤炭也非常罕见，家家户户都使用土灶，使用的燃料都是山上砍来的拣来的柴禾。父亲和母亲总是有点空闲就上山割荆条、砍杂树枝，薅丛毛丝（松针），然后把丛毛丝和稻草混合在一起扭成把子，树枝砍成长短一致的，收拾齐整，堆放在柴屋里，作为土灶的燃料。小时候我偶尔也要跟父亲上山捡些柴禾，父亲常说闲时备来急时用，记忆中我家的柴屋总是塞得满满的。
土灶使用干柴，火力猛烈而且均匀，烧的时候灶膛之中一片通红，我有时候异想天开，生于天地的草木，在燃烧自己的同时，也将草木的芳香释放出来，融入了铁锅里面的食物当中，不然，土灶做出来的饭菜为什么那样香呢？
这些年我到过不少地方，吃过不同地方的所谓美食，细细品味都不及我们团风土灶蒸煮出来的味道鲜美。土灶煮的锅巴粥，土灶煨出来的骨头汤，土灶炖的萝卜干，那种味道那种浓烈的香味，那是伴着家庭温情以及父母疼爱的味道的，作为一个团风人，不管我走到哪里，故乡饭菜的味道永远都在我生命的最深处，有闲情逸致的时候，土灶饭菜的香味常会在心头萦绕。
家家都有一个土灶，每个土灶面前，都有一个忙碌的母亲。每一个母亲都在用柔弱的身影支撑起一个家。母亲是劳累的，我一直有个心愿要让母亲安享晚年，不让她再操劳。在这个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时代，我感恩母亲，怀念土灶。
土灶炉火点燃，灶间一片温馨与温暖，柴火的烟气通过烟囱冒向天空，炊烟袅袅，那种田园风光偶尔透过车窗闪现在我眼前，远远望见炊烟升起，心里的那份温暖，那种安逸也随着那袅袅炊烟飘逸起来，我总是期望火车开得再快点，我总是热切地想快点回家，期望快些看到老家的母亲，看到厨房里的土灶。
我家在乡下农村，在我很小的时候，总能看见成群成群的麻雀，它们时起时落，叽叽喳喳成天叫个不停，麻雀一向惯偷老农晒在屋顶上的谷子，当地人将它看作是害鸟，经常惨遭捕杀。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的家乡还处于吃大锅饭、生产合作社的末期。那时，全村的人们一起劳作，一起生产，每到农忙的季节，全村所有有劳力的男女都出工“抢公分”，生产队里除了年迈的老人之外，就剩我们这些半懂不懂的毛孩子。当然我们这些孩子是没有事的，而老人在家里还有其他安排，比如，晒（收）谷子、烧火、煮饭、带孩子等一些琐屑的事，而我们这些孩子的事情自然就是玩乐了，经常做些大人反感的事。
我家就住在村生产队的旁边，这里有五幢二层楼的空房和一块很大的球场，都是村生产队的，生产队的自然就是集体的了。空房是村生产队的粮仓，全村的口粮都堆放在这里。因此，不管是秋收或是农闲季节，这里成了晒谷子的场地，谷子是村集体的，专门由在家的老人打理，这也成为这些留守老人“抢公分”吃饭的分内劳作。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的麻雀多如牛毛，这些司空见惯的小动物，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是不足为奇，也是不足称道的，过多的是给予鄙视的目光，它们不仅叫声枯燥，而且嘴很馋，捕来下菜，10只还不足一盘，人们也就不再去打它们的注意了。
每天天破晓的时候，在睡梦中就能听见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它们经常将我从睡梦中吵醒，它们的这一行为，总让人感到几分厌烦。由于麻雀的巢穴总是安置在屋檐墙缝中，所以在家乡人们管麻雀叫做“平民雀”，按当时的说法它们也应该算是“贫下中农”吧！。
大家都知道，麻雀们都是在屋檐墙缝中做窝的。因此，每家每户的屋檐墙缝便成了它们的栖身之所。但我认为生产队空房的屋檐墙缝里麻雀呆得最多，它们飞出飞进，叫个不停。它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时而飞到树上，时而飞到屋顶，时而相互追逐、厮打，扭作一团，从半空中落回地面，来个“平沙落雁”式，又厮打着瞬间飞向半空，而后飞向远处，很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闹个没完没了，这也算是我生活中最难的记忆片断。
麻雀是一种很机警的动物，只要稍接近它，便飞向远处。但它也有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存有惯偷的恶习，或者只要遇上好吃的，总是不顾自己的小命。每当午休时分，人稍安静，它们就开始放肆起来，成群成群的在空房上偷谷子充饥，有时就连守场人在也是不放在眼里。
生产队里有个绰号叫“老大嘴”的大爷，嗓门很大，他就是专门守谷场的老人。由于他的声音大而宏亮，生产队长便将这差事交给了他，负责驱赶空房上偷食谷子的麻雀，起初只要他的“喇叭”一吼，五个空房顶及操场上的麻雀便被吓得四处逃窜，看着被惊飞的麻雀，他笑得眼泪往外涌，流露出几分得意的神情。然而随着天长日久，麻雀们早已习惯了他的那一套伎俩，他的“喇叭”逐渐失去了作用，不是他亲自到场上吆喝，麻雀们就像装作什么都没听见，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股劲的“明抢”，这下可把“老大嘴”气坏了，他“驱雀”的线路就在屋顶和操场之间徘徊，一天下来，可得走上四五十趟，可把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旁人看他着实劳累，便给他想了个办法，一连给他扎了十几个稻草人，分别放在屋顶的不同角落，用于驱赶麻雀，这个办法起初还有点凑效，但最终还是排不上用场，急得“老大嘴”直跺脚，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可恶的麻雀，该死的麻雀”之类的话语……
那个年月，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生产队里来了许多知青，男男女女，都一起住在用竹篱笆围起的空房里，口音南腔北调，说话像吵架一般。那年头，贫啊！有钱也是经常几个月买不到肉吃，这可把下乡的知青饿坏了，我经常看见几个男知青用不同的方式捕麻雀，有的用簸箕支捕，有的用弹弓，有的还从村民手里借来火药枪，一枪可撩翻二三十只麻雀，眨眼的功夫，就可装满一撮箕麻雀。我至今还记得，空房门口的空地里堆着很厚很厚的麻雀羽毛，足够两个人背。每当夜幕降临，空房里每天都飘出让人流口水的香味，还有不绝于耳的划拳声和尖叫声。这个时候，邻居家的老妇人总是在反复唠叨着一句话：“吃点麻雀肉也高兴成这样。”在当地人的眼里，吃麻雀肉是最让人瞧不起的。当然，对于这些知青而言，当地人却是另眼看待，因为他们都是外人。说的也是，人家年纪轻轻，大老远的从城里到这穷山恶水，连鸟都不拉屎的地方接受锻炼，接受教育，与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现在想想也真够伟大的。
在这批知青当中，有一个姓李的，叫李德彪，人黑瘦黑瘦的一个，年纪大约30岁，长着一付娃娃脸，经常到我家串门，跟我的爷爷讲他们地方的生产生活和风土人情，由于那时候我还小，没有读书，很听不懂汉话，加上他满嘴地方口音，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只算是一个局外人，而我对他的`了解，都是从爷爷的嘴里知道的。爷爷告诉我，李德彪家住在一个大森林深处，现在也记不得地名了，好像是云南的某个地方，车路不通，常年气候严寒，食物主要以马铃薯为主，问我想不想吃马铃薯，想不想做他的儿子，虽说爷爷是开玩笑的，但在我心里着实有点害怕。有时候李德彪也附和着对我说，要把我带去做他的儿子，这种时候我会吓得直哭，想想当时的情景，真让人笑话。
随着长时间的交往，我与李德彪再也不觉生疏，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经常逗我开心，见到我就叫我大眼睛（小时候我的眼睛很大），时常与我足迷藏，打石头仗，还教我认字，我至今依稀记得阿拉伯数字“2”字，是他教会的呢，那时的我会写个“2”字，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李德彪是个捕捉麻雀的能手，他捕捉的方式很多，可以用簸箕、也可以用砖块，枪法有点狠，一枪撩翻二三十只麻雀的就是他。李德彪捕捉麻雀挺“专业”，他首先在房顶上扫出一块空地，在空地上撒些谷子，用短棒将簸箕支稳，再用一股麻线拴住短棒的下端，然后远远的拉住麻线的另一头，静候麻雀，等到麻雀进入圈内，迅速将麻线一拉，簸箕就铺天盖地的将麻雀罩住，这种方式捕到的是都是活蹦乱跳的麻雀，一天可捕到七八十只。至于用砖块捕捉，效果不理想，一天最多捕到十余只，并且捕到的多是死的（麻雀在偷食的时候，被设有机关的砖头砸死），为讨得我得欢心，他不用这种方法，我自己打心里也不希望。
他还有一种捕捉的方式——“掏鸟窝”，这种方式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的，一般要等到傍晚时分，麻雀归巢以后，而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我经常在他的带领下，游走于屋檐之下掏鸟窝，他借来生产队最长的竹梯，手提电筒，便在做好标记的地方掏起麻雀窝来。为便于操作，我是在房子顶上配合他，我的任务是将他捕捉到的麻雀收到鸟笼里，个把小时后，准能逮住满满的一笼麻雀。对我而言，这是一项很简单的任务，也是很有趣味的活动。
吃麻雀肉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每当吃午饭或晚饭的时候，我就会抬着我专用的那只洋铁碗到李德彪的厨房里与他进餐，菜谱很多，单麻雀肉就有几种，但我喜欢吃用香油炸香的麻雀肉，一口气可吃上十几只。在那个年代，香油是很稀奇的东西，不仅闻着香，而且炒的菜也很香，更不用说麻雀肉了。
李德彪在我们村生产队插队插了8年，已经会讲一口流利的我们本民族的语言，并在村生产队找了一个对象，她是村生产队里最勤、最美的“小芳”，那段日子可把他乐坏了，可谓人逢喜事精神爽啊。时间如流，眨眼的功夫，8年的时间过去了，李德彪要返乡回老家，带着他心爱的媳妇。告别那天，我哭得像个哑巴，紧紧抓住他的手不放，但终究挡不住离别的愁苦。我站在村子头的小山丘上，挥手远送，直到他和他的媳妇的身影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自李德彪走后，一直没有他的音信，直到现在。
说着奇怪，李德彪走后的第二年，我们一带的麻雀也瞬间消失，再也听不到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人们一开始还不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淡忘了，毕竟人还须生活，太阳依旧正常升起。
我听村上的老人说，麻雀是被李德彪带走的，那时候老人说的，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我也就相信了。
我的童年，是在浙江平湖南郊，一个叫做横娄的地方度过.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旧事，桑果，这一个小小的事情，让我一直难于忘记，这种小小的桑果，却拥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在那特殊的岁月中，桑果，让缺少水果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她拥有一份特有的魅力，让我到了那缤纷的五月，总会忆起那一次悄然潜入桑树林，冒着危险，攀登上桑树，摘那紫色的桑果果。这些场景的不时出现，恰如**中的场景一样，让人无法忘怀，不时地闪回，不时地重播。
岁月的流逝，让人的记忆，进入一个渐渐淡忘的路径，但小时候结伴一起去生产队桑树林桑果的旧事，已经深深地进入自己的心灵深处，此一辈子，恐难于从记忆中删除，除非自己的大脑一片空白。
今年五月的一天，我偶然读到一个浙江平湖乡土诗人的桑果诗，我陶醉于那诗人写作的诗情画意之中，人一下子好像又突然触发了记忆的按键，对已经逝去了几十年的小事——桑果，有点若有所思。
诗人写道：冬去春来，夏天悄至，五月，捧红了枝头的桑果，早晨间，村姑迅捷摘在竹蓝内，上面盖着一层遮阳膜，她骑着自行车，来到县城的自由市场，叫卖间，引来了城里人的围观。
红色，紫色的桑果，吸引了边上的阿姨，纷纷伸出自己的手指，拣起一个桑果细看，你来一斤，我来一斤，村姑的竹蓝空了，城里的人笑了，她们吃到了新鲜久违的桑果，放在家中的白净瓷盘内，更显出桑果特有的黑红本色，点燃了每一个人的童年春梦。
双目一接触桑果，心里便有种灿烂的感觉，有种久远的梦幻一般的感觉，笼罩着自己一天的心绪。
我有心想将桑果酿成美酒，陶醉自己，在一个粉红的五月。
读着诗人拥有深刻内涵的诗篇，让我又勾起了我的童年桑果往事的回忆……
记得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约十来岁。
当时，我们浙江江南农村，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所有制，除了一年种植二季水稻，春季种植麦子及油菜之外，会动脑筋的生产队长，利用自己生产队的旱地，种植了大量的桑树，为生产队里集体养蚕，打下了一个蚕宝宝饮料的良好基础，养蚕，也是当地上级允许的一种集体经营活动，也是一个生产队集体经济的重要来源。
其实，养蚕宝宝也是一个技术活，一个是养蚕的地方，要搞得非常干净，为了防止蚕宝宝染上，一方面要对养蚕宝宝的竹簸箩进行清洗干净，并对放置的木质架子，同样要进行消毒清洗，并对养蚕用的生产队仓库，墙壁用石灰水涂刷一遍，将环境搞得清清爽爽，如果搞得不好，就会出现僵蚕的可能，不但没有收成，还有亏本的危险，所以，有些生产队的队长，不是没有想到这一生产队致富的路径，而是怕冒险，放弃了这一养蚕活儿。
蚕宝宝是一种非常金贵的东西，每天要吃新鲜的桑叶，生产队安排专人负责喂养蚕宝宝，每天早上及中午饭后，队长轮流叫人去生产队的桑树地，摘新鲜娇嫩的桑树叶，蚕宝宝喜欢新鲜、嫩的桑叶，村姑用大的竹蓝子，装好摘下来的新鲜桑叶，背在肩膀上，或者挽在臂弯内，将装满桑叶的竹蓝，带到生产队养蚕用的仓库内，将桑叶拿出，放在专用的竹制簸内，供养蚕的工作人员需要时使用，每天要给蚕宝宝留好晚餐用的桑叶，让它吃饱健康地成长，蚕宝宝小的时候，养蚕的老家，用小剪刀，将桑叶剪小，好让蚕宝宝方便享用。
据史料记载，江南好养蚕，已经绵延了四千多年的历史，蚕宝宝在江南是一种非常富有神性的小生命，江南人一般称它为“蚕花娘娘”、“蚕宝宝”，名字叫得是非常的尊贵，让人对这一小小的生命，顿生了几分敬意。
蚕的一生非常短暂，只有短短的四十余天，但在那短短的生命过程中，要完成五个重要的过程：蚕卵、蚁蚕、熟蚕、蚕茧、蚕蛾，当时，我保护层在的生产队，都是预先好，向县农科站预定了自己生产队要的蚕子的张数，时间到了，就出钱将蚕子买回来，然后，就进入培养的环节。
直到蚕宝宝熟了，不吃桑叶了，就要送它上山闭关，闭关要通过三天三夜，将熟蚕放到预先清理干净的一头扎牢的竖起放置的稻柴上，它就会在稻草上，寻找自己合适的地方，完成自己的最后工作——自己吐出丝来，用自己的最后一点力气，做出一个个洁白洁白的茧子。
春蚕到死，吐丝方尽，形成一个个洁白的茧子。
让我想到了唐代诗人李商隐诗作中的著名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
生产队所养的蚕宝宝，最终的结果，确实如诗人描述的一样，最后，做好了一个白白的茧子，蚕宝宝用自己的宝贵生命，换成了一个个洁白的茧子，遍布在竖起的稻草上。
上山一个星期之后，生产队长安排一些年老的妇女社员，出工将稻草做成的山头上一个个白白的茧子摘下来，放在专门的干净袋子里，过好秤，然后，队长就安排人，跟其它的业务结合在一起，摇只生产队三吨的小木船，将蚕茧送县城专门的收购站卖掉，作为生产队的一份集体收入，存入专用的生产队帐户内，以供生产队购买集体物资使用。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江南，夏日河水清澈，对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儿童来说，虽然没有电视电脑的各种电子器具，但我们可以利用现成的河浜，在水里面游泳、摸螺蛳、打水仗，水中的乐趣，也是非常多的。
偶尔，我们也会结伴一起去割青草，也就在割草的同时，顺便搞一些熟了的桑果，既饱口福，又可悄悄带回家，给家里人一个惊喜，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们，依旧还记得，那时的乡下，吃的水果品种少，平时又不上街上。
对于我们这些小朋友来说，小队开始养蚕宝宝了，那么，桑树地内的桑果，又开始熟了，我们又可以摘一些桑果，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乐趣，弥补一下自己嘴巴内的无趣。
所以桑果时节的到来，对于我们小朋友，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也可以让我们浅尝辄止一下，因为，平时小队的桑树地，是不允许小朋友进去，以防攀断桑树，踏坏桑树底下种植的蔬菜，小队长专门在桑树林那儿，派人放哨值班，以防止有人偷偷进入桑树林。
当时，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个种植桑树的地方，离家大约二里，在我们生产队最东南的地方，是一个约二亩地的桑树林，南面是河，东面又是河。北面是一片很大的良田，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野。
在夏日的记忆中，生产队桑树林是一道绿色环抱的美丽的风景，同时，因为它远离我们的生产队社员的居住地，那个地方，平时很少有人去，因为桑树林边上，是一些以前死人埋葬的`坟墓所在，所以，那一个个用砖头砌成的半米高，二米长的亭子，上面也是盖上砖瓦的，让我们这些小朋友，每次走过这些地方，心中就会产生一阵阵的恐惧，因为这些地方掩埋的死人，有些是自己熟悉的邻居，所以，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小朋友，一个人是不愿意冒着这种恐惧感，进入这个远离居住处的桑树林的。
穿梭于桑树林的空隙，透过从桑树叶的空隙射进的阳光，我们可以看到紫、红、青三色桑果，看到不时飞进飞出的各种鸟类，它们也在趁着桑果成熟的特殊季节，来分享那桑果的甜蜜，寻找桑树上的各种虫子，以满足它们的生理需要。
但在桑果成熟的季节里面，一些不速之客，也随时会闯入这一个好地方，给你来一个措手不及，甚至会让你浑身冒出一身冷汗，那就是江南夏天，旱地时常光顾的四脚蛇，它虽然不是很长的一种蛇，毒性也不是非常大，但是，它借助四脚，跑起来非常之快，它有时也会偷吃从桑树下面棹下来的桑果，寻找桑树林间，河内乌龟在桑树林地上生下的蛋，
它对陌生人的进入，也是非常地警惕，可能它闻到一些陌生气味的缘故，也会从桑树林中来回跑动，着实让人吓得有些惊恐。
此时，我们会提醒一起来摘桑果的小伙伴，注意不要去追赶这个四脚蛇，我们只得避开，以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桑园地上，除了桑树外，地面的间隙中，我们生产队还种植了一些蔬菜，一方面，可以分给农户，也可以让集体的饲养场内的猪当饮料。
为了保护地上的蔬菜，生产队专门委派陆大爷，白天管理着地上的蔬菜，并兼管看护这一块，防止有人偷偷进入桑树林，摘桑果。
一个周末晚上，陆大爷的大孙子根其来我家玩，说他爷爷明天上午去平湖街上卖自留地上的东西，我们几个同学相约明天上午，悄悄去那边桑果，以饱一下自己的口福。
第二天一早起来，吃过早饭，天气晴朗，我们几个小伙伴集合之后，每人带上了一个小蓝子；一把镰刀，悄悄向我们的目的地——桑树林挺进。
在我们几个小伙伴眼里，夏日的桑树林，是既神秘又令人向往的地方，因为，在此，我们可以摘到又大又紫的桑果，以饱口福。
我们沿着河边的河滩，一边割一些岸边的草，一边悄悄地向这一秘密的地方挺进。
在靠近桑树林时，我们仔细确认，边上没有其他的人，于是，我们就进入这一片神秘的桑树林。
桑树林的南面，就是一条约10米宽的河流，我们小队的船只，就是通过这条河道，转弯向北，进入县城的河道，桑树林东西走向，南北的宽度约15米，东西的长度就有约100米，远远看去，是一片茂密的桑树林，随风刮起一阵阵桑叶的闪动声音，或者传来几声鸟叫的声音，让人产生美妙的联想：如此大的地方，一定能找到自己心仪已经的上品桑果——紫色的大桑果。
于是，我们将随身携带的竹蓝及镰刀，放在桑树林中间，让外面的人看不出来。
这是一个我们出来之前，每一个小伙伴就仔细商议好的方案，一进桑树林，小伙伴就按照约定，将我们每一个人的竹蓝，悄然地安放在一个比较隐藏的地方，省得小队的社员队长看到说话，告诉家长。
我们一进入桑树林，看见桑树又高又大，足有二米多高，树下又种植了蔬菜，我们只得在没有种菜的排水沟空隙内行走，胆子大一点的人，就爬上二米多高的桑树，桑树因负重而发生摇动，我们一面相互提醒注意安全，一面又竖起耳朵注意树林外的动静，怕被队长大人发现吃批评，一面又睁大自己的双眼，眼睛在桑树叶的空隙中不停搜寻、转动，寻找我们的目标——紫色与红色的桑果，而对于青色的桑果，我们自然不去理它，因为那是还没有成熟的桑果，吃起来太酸了，有时会整出你的眼泪来的。
桑果又称桑椹，为桑树上结的一种聚合果。初结时为青色，嫩时淡红色，味酸；成熟时色紫红，味甜汁多，酸甜适口，老少皆宜。以个大、肉厚、色紫黑、糖分足者为佳。
我们攀爬在桑树上，眼前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桑果，让人看到流下了口水。
我们一边摘桑果，一边不断地往自己的嘴里面送桑果，也不讲究卫生不卫生，将有些不干净的桑果，在自己上衣上擦一下，就往自己的嘴里面塞，一面吃个不停，一面摘个不停。
不知不觉中，几个小伙伴，已经将自己的肚皮填饱，将自己的嘴唇染成紫色，手上也是红色与紫色的混合体，小伙伴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心情是格外地快乐，也是心满意足地笑了起来。
肚子装饱了，还不算数，又悄然一些熟透的桑果，放入自己的蓝中，上面用草盖上，悄悄带回家。
眼看摘得差不多了，再迟回家吃中饭太晚了，父母会担心的。
于是，只听到一声：“撤！”。
我们几个小伙伴，从树上下来，带上自己的小蓝子及今天的特殊收获——桑果，沿着河滩，悄然撤离这片桑树林，向着自己的住处，前进。
回到家里之后，我连忙将今天得的红色、紫色桑果，从自己的竹蓝内拿出来，打了一提桶井水，放入水盆内，仔细地清洗了一下，然后，将桑果放在碗内，让父母、小妹品尝。
看到家人开心品尝桑果的样子，我也开心地笑了。
以诗为证：
横娄东南桑树林，每到夏季魅力临。
桑叶养蚕是个宝，树上果子真个俏。
严禁摘令早告，小伙结伴悄骚扰。
得桑果带回家，弟妹笑说味道好！
上世纪七十年代，悄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当今社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各地的时令水果，涌入了我们中国每个县城，物质的极大丰富，满足了人们的日常需求。
也许，对于今天的小朋友而言，桑果不值得一提，我们的市场上，水果到处有，花色品种多，进口也在家门口。
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江南乡下，水果非常少，品种单一，我们平湖，夏日除了西瓜，黄阳瓜，桑果也是一个不错的水果，也让我们的童年，因为桑果的缘故，产生了难于忘怀的追忆元素。
结伴摘桑果这事，将近过去四十年了，至今想来，感觉依旧的那样清晰：那一片片一望无际的桑树林，那摘桑果时的惊喜与恐慌，那突然从桑树林地上跑出来的四脚蛇，让人后背发凉，惊慌失措，甚至发出惊叫的恐慌叫声，但那桑果的甜蜜，品尝桑果的愉悦，绝对占据了我们的美丽思绪，掩盖了碰到四脚蛇的惊险，也让我的童年记忆，添上了丝丝神秘色彩，成为那个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乡间童年生活的一个独特的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依旧释放出一种独特的情愫，让人想到那一幕幕无法复制的桑树林，以及生产队养蚕宝宝的情景。
在那桑果成熟的季节，每每想到那一次进入桑树林的经历，总会产生一阵阵感叹，感叹那特殊岁月中，摘桑果的突然遭遇，以及在摘地碰到的一些不速之客，想到了那生产队养蚕的一些琐事，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美丽诗句……
大集体后期及农村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扬州一带农村出现过烧土窑热。
我的家乡少游村（当时叫秦家大队）土窑办得比周边早，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办，至九十年代中期执行上级有关精神，毁窑复垦种庄稼，历时二十来年。
原先，我村只有一座土窑，后来因需要发展到五座。生产砖及大小瓦。产砖、瓦，都要有模子。大瓦模子（村人叫瓦机子）是从泰州溱潼购回来的，切一块加过人工的熟滑的泥块放进模子里，站台上两个人一左一右地转把手，一片瓦坯就成了，瓦坯上有字：“溱潼砖瓦厂。”有人觉得很委屈，明明是秦家砖瓦厂的产品，却要替人家做广告。厂长请工匠回来毁掉“溱潼”，刻上“秦家”，此后，每片瓦上都有“秦家砖瓦厂”字样。去年暑，我家收拾屋面，发现有的瓦上有“溱潼砖瓦厂”字样，说明这些瓦是家乡砖瓦厂早期的瓦。秦家砖瓦厂办得早，砖瓦很热销。不待出窑，窑的附近水边靠了许多船只排队装货。
早期制砖是人工坯。将泥土弄熟滑开始做坯，削一块泥巴往砖模子用力掼，俗称掼坯，然后用刮弓刮去模子上多余的泥土，松开模子，一块砖坯制成。后来用机器制坯，直接挖土投进机子，机子就吐出一块块砖坯。由于泥土未经人力加工，不熟滑，机压砖经不住搬运，缺角少棱的次品砖比人工砖多。我家房屋大多为人工砖，砖块大，瓦匠用起来也较顺手。
家乡窑厂燃料来源是农户送来的秸秆。草是农家宝。特别是分田到户后，农家精心侍弄庄稼，粮食收得多，秸秆也精心管理，垛成垛，不让雨水淋烂。一年几季的秸秆，除了留着作燃料，大部分送砖瓦厂兑换砖瓦。备了一定的建筑材料，农民有条件推倒原来的茅屋，建起了砖瓦结构的'房屋。至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小土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这些土窑用本地泥土、本地燃料，烧出的砖瓦供本地农户。八十年代中后期，短短的几年改革开放时间，农村中出现了建房热，一处处庄台出现了，一排排整齐的瓦房出现了。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小土窑功不可没。
然而，事物都有两面性。小土窑解决了当地农民的建房需求，但也毁掉了一些耕地，长时间取土，使“高山”成了“洼海”；房屋建得差不多了，砖瓦需求量也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基于诸多因素，小土窑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似乎也是在一夜之间，一座座土窑被推倒，夷为平地。
如今，农村中的小土窑一座也没有了，但办过土窑的地方有的还留下当年的痕迹：如那个地方的砖头、瓦屑特别多，还有大量的草木灰，那个地方还留有大塘，有的养了鱼虾，有的任凭野草疯长……
土窑没有了，农村中的秸秆过剩了，收了麦、稻，有人往田里放一把火，迅速连成了火海，烟雾灰霾笼罩，大气造成了严重污染，就连飞机也迷失了方向。于是出现了一场新的运动：禁烧。禁烧不仅让天空更蓝，水更清，空气更纯静，大地也更绿了，因为秸秆压在泥土之下，季季改良土壤，岁岁化作肥料，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
永远不会忘记老家门外的老碾盘，老碾盘是用大大小小的石头砌成的底座，上面铺上一块又大又平的青石做碾盘，碾盘的中间，用一块圆柱形的青石做碾柱，转动着一块又大又圆的青色石头做成的碾轮。老碾盘每天都吱吱悠悠地转动着，为附近的村里乡亲碾粮食，常常是这家的米还没碾完，那一家又端来了麦子在等着。老碾盘转动了几代人的温饱，碾出满满的幸福。
记得小时候，母亲几乎每天都在天还不亮就起床，推动着碾轮，碾谷子，玉米，麦子，高粱，笨重的碾盘，转着一个农村妇女的脚步，也转着一个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母亲把晾晒干的谷子，均匀地摊放到碾盘上，用力地推起碾轮，一边推着，一边用扫帚扫着，免得碾不均匀，随着一圈一圈地转动，圆圆的谷子被碾成了金**的小米和细碎的糠。碾完米，母亲再用一个老簸萁把糠簸出来，用袋子装起来留着喂鸡鸭，那黄灿灿的小米，则是下到锅里，成了我最爱喝的小米粥。
端着香喷喷的小米粥，安逸地坐在碾盘上，听奶奶给我讲故事，小时候没有电视，是奶奶的故事伴随着我走过了快乐的童年。奶奶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也给我讲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小时候，不知道那是神话故事，总以为是真的，所以每到晚上的时候，总会望着奶奶告诉我的牛郎织女星浮想联翩，总是觉得也不宽呀，为什么她们都飞得那么高了，那么一条河就飞不过去呢？难道是她们累了，飞不动了吗？年幼单纯的思想，就像老碾盘一样，转呀转呀，无论转了多少圈，还是围着它的碾柱转。
老碾盘好像永远不知疲倦，一年四季的年轮转过了一圈又一圈，老碾盘也在一天一天地转着。每逢过年过节，或者是谁家有喜事，老碾盘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推碾的人脸上荡漾着节日或者是喜事的喜悦，一边推着碾，一边开心地哼着小曲儿，眉开眼笑地围着碾盘推着，转着，仿佛推着的不是沉重的碾盘，而是幸福的生活，开心的日子。
在碾盘上没人碾粮食的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趴在碾盘上玩。七十年代的农村，小孩子没有现在的高科技玩具，玩泥巴，石子，踢毽子，每一样都玩得开开心心。我们分成几伙，在碾盘上用树枝画下楚河界限，玩泥巴和玩石子的`各占半边，每一边都玩得欢天喜地，笑声震天，一会儿这边有人耍赖皮，一会那边有人把别人弄好的泥巴小汽车给弄坏了，引起小伙伴们的尖叫声和哄笑声，还有吵吵闹闹的叫骂声。小伙伴们在碾盘上玩着，闹着，疯着，笑着，开心的情绪渲染着碾盘周围的每一寸空气，就连做农活走过老碾盘的大人都望着我们开心地笑着。
夏天的晚上，邻里的男人们都凑在一起打牌，而女人们都会聚集在碾盘上，说说笑笑。种了一天地的婶婶大妈们，在此刻围成一圈坐在碾盘上，在碾盘的附近，点燃一种叫做蚊蒿的草，蚊子闻到蚊蒿的气味，就不会靠近碾盘了，这种蚊蒿一直护着我的童年，没有被蚊子叮咬过。婶婶大妈们一边摇着蒲扇赶走季节的燥热，一边七嘴八舌地聊着家长里短，淳朴的农村人，说话没有禁忌，想说的都通通快快地说出来，没有谁因为一句不得当的玩笑生气，也没有谁去恶意地攻击谁，聊得那么火热，聊得那么真诚，聊着家长里短，也聊着谁家的庄家长得好，谁家的地里长满了草。
我的童年，我的少年，都在老碾盘沉重的转动中，慢慢地度过了。
光阴荏苒，流年不再，等我长大时，不得不背起行囊，告别了父母，也告别了那留下了我快乐童年的老碾盘。漂泊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面对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每天都看着形形的故事上演，却再也找不到那些围着老碾盘转来转去的快乐。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脑海里一次又一次的浮现出老碾盘的影子，浮现出儿时的玩伴，那纯真，那快乐，是在都市里无法寻觅的。无法搁浅的记忆，无法拨回时光的脚步，月儿缺了又圆，走过高山水长，看过万千旖旎的风景，而我最想念的还是家门外的老碾盘和淳朴的父老乡亲。
现在，每天用从超市买回来的小米和玉米面下锅，却再品不出用老碾盘的味道，用机器磨出来的米和玉米面，少了粘稠的原味香，少了烟火熏燎的农家味，也少了坐在门口等着母亲碾完米去下锅的期待。
时光老了，碾盘没老，碾盘碾着一路风尘，碾下了几辈人的沧桑。碾盘转着村里乡亲的快乐，也转着左邻右舍的故事，那转起来吱吱悠悠的声音，像一首传唱千年的老歌，快乐着孩子们的童年，快乐着大人们丰收的喜悦，快乐着老人们那份慈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