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范围不够清晰。开展“八小时以外”监督，首先要明确监督的范围。但目前各地对“八小时以外”监督尚缺乏统一的认识，工作时间外哪些活动、哪些场所、哪些要素应当纳入监督范围，简单地从时间点来划分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的监督，既要顾及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也要考虑到领导干部作为一个国家公民，在法律之下，也有自己正常的社交生活和合法权益。目前，还没有一个标准，来界定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监督范围和内容，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操作。
监督主体不够明确。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监督，应该由谁负责，谁是监督主体，没有明确规定，实际工作中，各种监督力量都难以发挥作用，上级监督力度虽大，但多数情况是鞭长莫及，不易监督；下级则讳莫如深，不敢监督；同级也大多撑台不拆台，一团和气，不愿监督；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和执法机关，因受时间、空间限制，对领导干部的活动情况不易掌握，监督也难于到位；家属及身边人员休戚相关，不去监督。
接受监督态度不够端正。对于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监督工作，长期以来难以形成一个良性监督氛围。作为被监督者，接受监督的意识比较欠缺，抵触心理比较强烈。作为监督人员，有的出于务实的考虑，认为谁都有“八小时以外”的生活圈和朋友圈，对此监督容易伤了和气，也害怕打击报复。因此大多不愿意过问“八小时以外”的事情，即使知道一些，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监督措施不够有力。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监督还是不够有力，工作比较滞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信息掌握滞后。监督工作要深入开展，首先信息渠道要全面、畅通。许多时候我们没有把握准“八小时以外”的关键，依然把信息收集的关注点放在领导干部的工作圈，而忽略了各种苗头倾向多发于生活圈、社交圈，导致违纪违法线索的收集存在“盲区”。二是监督方法滞后。目前对于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监督，方式方法不够灵活多样，还停留于传统的监督思维和方法，不注重监督方法创新，没有结合经济社会的转轨、干部工作生活方式的转变、活动范围空间的拓展，效果不够理想。三是监督制度滞后。目前，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更注重干部的工作圈，而忽视了社交圈、生活圈，对“八小时以外”的监督没有建立一套操作性强的监督制度或实施细则。四是防范措施滞后。“八小时以外”监督的关键点在于“防”。但目前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监督仍然偏重于案发后的惩处，如近年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大多数都是犯了“病”才被发现，出了问题才查处，对于违纪违法事前、事中的教育惩戒落实得不够，抓早抓小抓预防方面做得不够，使监督陷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