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想了解经济学的人们都有一种苦恼，就是现在的经济学有太多的数学公式，尤其是高等数学的普遍应用，更使得经济学远离平民。按理说经济学就是要能够明白无误地解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各种经济现象，但是，一定要把它用高等数学的语言表达出来，大概有两个动机：一是要显示自己学问的高深；二是存心不让普通的读者看懂。 当然，我们并不反对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化，对于具体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和阐述，确实需要科学的工具，但是如果是向普通的读者讲解经济学原理，那就应该像《经济学演义》那样，尽可能避开数学的表达方式。 无论如何，能够把过去我们认为高深的学问用通俗的语言和形式表达出来，在当今这个时代也算是创新了。学者们真的愿意摘下眼镜，脱了长衫，为我们写一些平民化的东西，也就很难能可贵了 石油 自从海湾战争结束后，石油的价格就在不停的上涨，从战前的每桶15＄到战后的42＄，再后来一直到2008年突破100美元大关。石油的价格伴随着我们90后一起成长，在这段成长历程上参杂着许多经济学知识…… 1、 由于石油的价格在不断上涨，汽车的价格不得不不断下跌，因为石油和汽车是互补商品，汽油价格上涨人们减少了对汽油的需求量，即减少了对大排量汽车的使用，而汽车生产商为了让消费者购买汽车，只能选择降价处理。既体现了企业的权衡取舍，也体现了消费者的权衡取舍。 2、 在石油价格上涨、汽车价格下跌的过程中，电动车、自行车等无需使用石油的交通工具和小型节油汽车的价格再慢慢攀升，这是因为这类交通工具与大排量汽车互为替代商品，人们在减少对大排量汽车使用的同时增加了对它们的使用。 3、 由于工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石油的使用急剧上升，对环境的破坏也越来越深，温室效应、大气污染、光污染等各类污染在侵食我们的地球，终于在冰川融化的时候人们想起了保护，于是各国纷纷取措施，努力地保护环境。其中，我国首先在海南省进行了燃油税改革的试行，试行结束后发现效果明显，于是2009年1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燃油税的改革提高了汽油、柴油等的价格，利用它们价格的升高减少人们对它们的使用，既体现了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也体现了经济学中的平等----多用多给，少用少给。验证了《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中第7页的“许多政策改变了人们面临的成本或利益”。二、 经济体制 我国从建国直到18年，一直取的是中央经济，由国家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分配给谁。18年后，我国实行了在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旨在当更好的发展我国经济。当市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失灵时，就利用职能，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这充分体现了《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中第一篇第一章----经济学十大原理中的原理六：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和原理七：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
以宏观经济学原理分析税收政策对普通消费者的影响
按：本文仅以曼昆《宏观经济学原理（第三版）》（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s, Third Edition, N. Gregory Mankiw）中有关税收归属（Tax Incidence）和弹性系数（Elasticity）的最基本原理来为大家分析当前中国税收（广义税收）政策对普通消费者的影响。主要分析社会保险和公积金、商品房政策的影响。
弹性系数（Elasticity）：它是指商品的供应量或需求量根据其决定因素（首变因素）的改变而作出反应的程度。其数学计算公式为：
弹性系数 = 商品数量的变化百分率 / 决定因素（首变因素）的变化百分率
一般情况下，商品数量可分为商品供应数量和商品需求数量，而决定因素（首变因素）可以是商品价格等因素。我们都知道，商品的供应数量和商品的需求数量都是与商品价格相关的。价格升高，供应数量就相对变大，因为供应者觉得有更大的利润可图，所以加大生产量，但需求数量会越小，因为需求者觉得难以负担；价格降低，供应数量会相对减少，因为供应者认为利润比较低，减小生产规模，但需求数量会增加，因为需求者认为划算。那么供应和需求就是必须以价格为核心内容，找准一个价格平衡点，使得在这个价格点上，供应数量和需求数量相等，这样某种特定商品，其社生产量正好等于社会消耗量，就达到了供需平衡。这也就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最经典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起的作用。那么根据以上这个公式，我们又引申出来两个概念：
1、供应价格弹性系数 = 商品供应数量变化百分率 / 价格变化百分率
2、需求价格弹性系数 = 商品需求数量变化百分率 / 价格变化百分率
如果，某种商品的供应价格弹性系数大于1，也就是说供应数量的变化百分率大与价格变化百分率，那么说明这种商品的供应数量对价格变化非常敏感，小额的价格变化会导致大额的供应数量变化，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这种商品的叫做弹性供应。如果小于1，也就是说供应数量的变化百分率小于价格变化百分率，那么说明这种商品的供应数量对价格变化不敏感，即使比较大额的价格变化也只能导致小额的数量变化，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这种商品叫做非弹性供应。
同理，我们可以根据商品的需求数量对价格的敏感程度。如果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大于1，则需求数量变化对价格变化敏感，则为弹性需求。如果小于1，则需求数量变化对价格变化不敏感，则为非弹性需求。
那么，哪些商品是弹性供应或非弹性供应呢？哪些商品是弹性需求或非弹性需求呢？
一般而言，奢侈品是非弹性供应并且弹性需求的。因为奢侈品（如2万美圆的天价手机、钻石戒指、劳斯来斯的汽车等）利润比较高，而且奢侈品的供应商不容易转型，所以奢侈品的供应数量对价格的变化相对不敏感，大额的价格变化也只能引起小额的供应数量变化，即供应价格弹性系数小于1。但奢侈品对需求者而言，不是生活必需的，是可有可无的，并且很容易找到替代品。比如当劳斯来斯的汽车猛涨价的时候，其消费者很可能就不买劳斯来斯，转而去买奔驰或宝马。钻石戒指猛涨价了，可能消费者就转而去买红宝石的戒指了。故奢侈品的需求数量对价格变化非常敏感，小额的价格变化可能引起需求数量上大额的变化，即弹性系数大于1。
而生活必须品与奢侈品相反，是弹性供应并且非弹性需求的。因为生活必须品（大米、衣服、房子等）是都需要的（供应者和需求者都需要）。如果生活必须品的有价格上的变化，供应数量会有更大的变化，比如农民是大米的供应者，如果大米的价格跌了，那么农民会认为卖掉自己辛苦种出来的大米不划算，再加上大米对他自己也是必须的，那么他很可能把大米全部留在自己家里供自己吃，这样供应量就急剧减少了；而如果大米涨价，农民认为赚的钱多，那么很可能他连自己的口粮也要卖掉一部分。这样来说，生活必须品的供应数量对价格的变化相对敏感，小额的价格变化可能引起供应数量上大额的变化，即供应价格弹性系数大于1。但生活必需品确是非弹性需求的，因为都要吃饭、穿衣、住房，没有这些人就会饿死冻死，所以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数量对价格的变化相对不敏感，大额的价格变化也只能引起小额的需求数量变化，即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小于1。
弄清了弹性系数（供应价格弹性系数和需求价格弹性系数）以及那些商品是弹性供应而非弹性需求，哪些商品是非弹性供应而弹性需求之后，我们再回顾一下税收归属（Tax Incidence）的基本原理。
曼昆认为，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就是，行为能够改变市场收益。税收显然是一种行为。在本文中，我指的税收都是广义的税收（把社会保险费、商品房的登记费、过户费、利息等都算进税收范畴）。那么税收最终是由谁来负担呢？
我们举一个卖冰淇淋的例子。现设有这样一个市场环境，由若干个冰淇淋的供应者和冰淇淋的消费者组成。如果冰淇淋价格是10元一个的时候，供应者愿意生产的冰淇淋是1000个，需求者愿意购买的冰淇淋也是1000个，这样就达到了供需平衡。但是突然出台了一个政策，要在每个冰淇淋上征收1元的生产税，由供应者完税。那么供应者为了保证相同的利润，不得不把冰淇淋的价格由原来的10元抬高到11元（其中1元是完税的，实际销售额还是10元一个，保证了与原来相同的利润。）这样在相同的利润刺激下，供应者愿意生产的冰淇淋是1000个，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但需求者却因此而为每个冰淇淋多支付1元，所以需求数量会减少，由原来的1000个需求数量降低为800个了。这样供需就失去了平衡，生产出来1000个冰淇淋只卖出去800个，冰淇淋剩余了。显然，供应者和需求者双方都受了损失。供应者因为产品剩余而受损失，需求者因为产品涨价而受损失。
为了避免损失，供应者和需求者都会想办法。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使供需重新达到平衡。于是供应者将冰淇淋的价格又由11元降低到10.5元（注意，根据的税法，其中1元要完税，供应者的实际销售额是9.5元一个，利润与原来10元一个相比较降低了0.5元），那么在利润降低的情况下，供应者的生产积极性受挫，只愿意生产出来900个冰淇淋了。而对需求者而言，10.5元的价格，比最开始的10元（在这个价格点上，需求量是1000个）要多一点，但毕竟比11元（在这个价格点上，需求量是800个）要少一点，相对于最初的10元一个的价格，需求者要多付出0.5元，我们就设在10.5元的价格点上，需求量也是900个吧。这样供应量与需求量相等，冰淇淋又重新达到了供需平衡。
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当供需再次在10.5元这个价格点上达到平衡的时候，供应者和需求者还是双方都受到了损失，只不过这种损失要比11元价格点上的损失小一些。在10.5元价格点上，供应者的利润比原来降低了0.5元，而需求者的负担比原来又多出0.5元。那么双方的损失之合，即1元，就被以税收的名义征用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虽然是面向供应者征收的生产税，但经过市场调节，最终税收归属却同时落在供应者和需求者头上。
如果征收的不是生产税，而是消费税，情况会如何呢？再来看看吧：
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下，我们可以再举例，还是当冰淇淋价格是10元一个的时候，供应者愿意生产的冰淇淋是1000个，需求者愿意购买的冰淇淋也是1000个，达到供需平衡。这时出政策了，要在每个冰淇淋上征收1元的消费税，由需求者完税。那么对需求者而言，10元买一个冰淇淋，还要再完税1元，相当于冰淇淋的实际价格涨成了11元。11元的价格点上，供应量不变（因为供应者卖出的实际价格还是10元，利润不变），但需求量降低到了800个，供需不平衡，供应者和需求者双方都受了损失。供应者因为产品剩余而受损失，需求者因为产品“涨价”（实际上是多负担1元的消费税）而受损失。
于是供应者不得不被迫将价格由10元降低为9.5元。在利润降低的情况下，供应者的生产积极性受挫，只愿意生产出来900个冰淇淋了。而需求者除了每个冰淇淋要负担9.5元之外，还要多负担1元的消费税，所以实际消费价格为10.5元，相对于最初的10元一个的价格，需求者要多付出0.5元，，需求量由1000个变为900个。这样供需又平衡了
来看看吧：同样的市场环境下，第一次征收1元的生产税，是由供应者负担，结果最后造成供应者和需求者各负担了0.5元。第二次不征收生产税了，征收1元的消费税，是由需求者负担，结果最后还是造成供应者和需求者各负担0.5元。这就是税收的真正归属问题，即不论是向供方还是向需方征税，最终税收必定会由双方承担，谁也讨不了好！（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前段时间有人在天涯经济论坛上发的帖子《谁在为增值税买单》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你可以用公式推导出来增值税最终是由消费者承担的，但根据本贴所论述，实际上还是生产、流通、消费三方共同承担了，只不过承担的比例不一样而已。）
那么我已经用了那么长的篇幅，帮助大家复习了一下弹性系数和税收归属的基本定义和原理，下面我们可以就具体问题展开论述了。
第一、有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问题（我们把这些看成广义的税收）：
目前国家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只要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就必须办理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分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仅城镇户口）、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仅城镇户口）和生育保险（男女都交）五种。全国各地的缴费比例不一样，一般而言，劳动者个人缴费比例是其工资的11%左右，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为该劳动者工资的30%左右（有地区差异）。一般的老百姓可能就认为，国家的政策这是在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因为单位缴费是个人缴费的3倍左右。同样，住房公积金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共同负担，但最终都存如劳动者的帐户。所以又有人认为住房公积金也是国家政策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个人占了单位的便宜。但根据我们已经论证过的，税收不论是向用人单位征集的还是向劳动者征集的，最终都会由双方承担。在自由市场中，哪一方也占不到便宜。而且根据我下文的论述，你会发现，问题简直会更加糟糕。因为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占了便宜，而劳动者没有得到丝毫的好处。
把劳动关系看成一个商品市场，我们有两条思路来进行分析。
第一个思路是在这个商品市场中，认为劳动者是供应者，用人单位是需求者，那么很显然，商品就是劳动力（即劳动者提供的智力、体力方面的劳动），货币就是单位提供的工资加。劳动力这种商品，对用人单位而言，其实不是必需品，而是具有奢侈品的性质。奢侈品有哪些性质？我们再回顾一下，奢侈品的供应者不容易转型，在本例中就表现为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力的质量在短期内不容易发生改变，比如法律专业毕业的学生，短期内可能只能提供法律方面的劳动，你让他提供IT方面的劳动，他得经过长期转型（培训或上研究生）才行，而一般的工人，只能提供力气活的，你让他成为技术蓝领，他也要经过长期培训。奢侈品还有对需求者而言还有一个性质就是可有可无，并且有替代品，我们看看劳动力对用人单位是不是可有可无的呢？如果雇工人成本（工资、保险、公积金等）太高，工厂完全可以不雇佣工人，它可以买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只请几个高技术的管理人员。反之，如果雇工人成本低，低于全自动化的生产线，那么工厂也许就会实施密集型劳动力的发展路子。这也正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最主要原因。
那么在这个思路中，商品市场上的商品——劳动力，是奢侈品，也就符合我们讨论过的奢侈品的性质，是非弹性供应并且弹性需求的。当劳动力的价格（工资、保险、公积金等）有一定变化的时候，其供应量变化不大，但其需求量变化会比较大。所以国家政策是强制用人单位给劳动者买社会保险、缴纳住房公积金，这相当于国家强制提高劳动力的价格，这样在市场上，求职的劳动者数量不会有太大变化，但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相对大幅度地减少。劳动力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于是乎就通过社会平均工资大额降低的方式来降低劳动力价格（工资只是劳动力价格的一部分，因为劳动力价格还包括广义的税收，即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等）。社会平均工资降低的情况下，劳动力价格也相应降低，劳动力供应数量不会有大的变化，但用人单位读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大幅度增加，于是就形成当今这种“有口饭吃，但工资都不高”的局面。更有甚者，工资过低、劳动力需求过大的情况下，形成民工荒的局面。
所以从第一个思路分析来看，广义的税收（社会保险、公积金）是由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负担的，而且劳动者负担的份额更多！劳动者丝毫没占到用人单位的便宜，用人单位也丝毫没为劳动者多付出工资外的，反而承担了美名！
我们也可以用第二种思路来分析劳动力市场，得出的结论也是一样的。也可以认为这个市场中，用人单位是供应者，劳动者是需求者，商品是工资和，货币是劳动力。很显然，从这个角度而言，商品就成了生活必须品。生活必须品的性质是我们讨论过，是弹性供应并且非弹性需求的。同样得出劳动者负担广义税收份额更多的结论！（具体分析不再赘述了，原理和方法与第一种思路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问题时，我们以劳动力市场来做分析，通过两种不同的思路（其实是以两种相反方向的眼光来分析问题），得出的结论都是：不论向谁征收，都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共同承担了社会保险和公积金，而且劳动者承担得更多！
二、商品房政策（商品房的登记费、过户费、利息等）
同样，商品房市场上，如果把商品房看成商品，把人民币看成货币，那么对供应者（、开发商、炒房者）和需求者（普通老百姓）而言，房子是生活必须品，弹性供应并且非弹性需求的。那么针对房子的一切广义税收，大部分是由需求者（普通老百姓）承担。如果用另一种思路，把人民币看成商品，把房子看成货币，那么普通老百姓就成了供应者，、开发商和炒房者就成了需求者。这时的商品——人民币符合奢侈品的特征，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因此，中央银行两次提高住房利息，各地出台政策对炒房者征收高额的过户费等措施，表面上看好象是限制房价，实际上经过我们的分析，最终而言还是普通老百姓承担了大头！
通过以上两个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商品房市场的分析），我们都得出老百姓承担税收大头的结论。这个结论可以推导出一条普遍的原理：供应者和需求者共同承担了税收，但非弹性的一方承担得更多！这从原理上也很好解释清楚，因为非弹性的一方就意味着数量对价格的变化不敏感，所以是处于弱势地位的；而弹性的一方意味着数量对价格变化敏感，是处于强势地位的。因此非弹性的弱势地位者吃亏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从这些经济学原理里边，大家也看清楚了，不论国家政策表面上是如何偏向普通老百姓，其实质上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甚至我们可以更大胆地下结论，与普通劳动者无关的企业所得税等企业应负担的税收，本来是企业的成本，实际上最终是由企业和劳动者共同承担的，而且由于劳动者的非弹性特点，大部分都落在了劳动者的头上。
顺便再说说我在文中一笔带过的增值税问题。根据我们的结论，表面上增值税是由消费者承担了，但实际上还是生产、流通、消费者三方承担的。把生产房与流通方的供需看成一个市场，再把流通方与消费者的供需看成另一个市场，就能分析出三方承担的结论了。所以大家也不要那么愤怒，认为增值税完全是由我们普通老百姓承担；但大家也更不要有什么欣慰，因为对非弹性特点的消费者而言，承担的是增值税的大头。
把我上一段话中的“增值税”三个字换成任何一种国内的税收、、保险、社会公共利益等，这句话都可以成立，哪怕是表面上与老百姓完全无关的
用均衡原理来描述谷贱伤农
现代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宏观、中观、微观多个层次，分析方式也已经由最初的定性分析过度到定量分析。初学《宏微观经济学》教程，密密麻麻的数学模型和推导让我这样的初学经济学的非专业人士望而却步。其实经济学来自生活，经济学的原理渗透了日常生活、生产的每个角落，经济学原理能够在生活中广泛地运用。人类的每一种行为都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运用着经济学的法则。比如商品的价格问题,就和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企业生产成本、盈利问题紧密相关。
价格的变动会引起需求量的变动。但是，不同的商品，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是不同的。有的商品价格变动幅度大，而需求量变动幅度小；有的商品价格变动幅度小，而需求量变动幅度大。而“谷贱伤农是我国流传已久的一种说法，它描述的是这么一种经济现象：在丰收的年份，农民的收入却反而减少了。这种似乎难以理解的现象，可以用弹性原理加以解释。”
弹性理论正是要说明价格的变动比率和需求量的变动比率之间的关系。需求价格弹性是指某商品的需求量（对企业来说是销售量）变动率与其价格变动率之比。它反映了商品需求量对其价格变动反应的灵敏程度。需求量变动率与价格变动率的比值就是需求价格弹性的弹性系数。即
需求价格弹性的弹性系数＝需求量变动的比率÷价格变动的比率
即需求价格弹性的计算公式为：Ed=(△Q÷Q)╱(△P÷P)
=[（Q2—Q1）╱Q1]÷[（P2—P1）╱P1]
它所表明的是：当价格上升百分之一时，需求量所减少的百分数，或者当价格下降百分之一时，需求量所增加的百分数。当│Ed │＜1时，称需求是缺乏弹性的。此时，需求量变动的幅度小于价格变动的幅度；当│Ed │＞1时，称需求是富有弹性的，此时，需求量变动的幅度大于价格变动的幅度。
某种商品的价格变动时，它的需求弹性的大小与价格变动所引起总收益的变动情况是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总收益等于价格乘销售量，价格的变动引起了需求量的变动，从而就引起了销售量的变动。不同商品的需求弹性是不同的，所以价格变动引起的销售量的变动是不同的，总收益的变动也就不同。
如果某商品的需求是富有弹性的，则当该商品价格下降时，需求量增加的幅度大于价格下降的幅度，从而总收益会增加；当商品价格上升时，需求量减少的幅度大于价格上升的幅度，从而总收益会减少。例如：某种商品的价格每公斤2元，销售量为1000公斤，该种商品需求弹性系数为2.5。如果该商品降价至每公斤1.8元，总收益情况如何变化？
已知：P1=2 Q1=1000 Ed=2.5 P2=1.8，设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为X。
则由Ed=[（Q2—Q1）÷Q1]÷[（P2—P1）÷P1] 2.5=X×2.0÷（1.8—2.0）
得X=0.25，即价格下降后销售量增加25%，所以Q2=1000×（1+0.25）=1250公斤。
总收益情况：TR1=P1×Q1=2×1000=2000元
TR2=P2×Q2=1.8×1250=2250元 TR2—TR1=250元。
所以降价后商品的总收益增加了250元。这就是富有弹性的商品“薄利多销”的原因所在。
如果某商品的需求是缺乏弹性的，则情况相反。如香烟的需求曲线缺乏弹性，因为上了瘾的烟客不会在乎价格的高低，所以价格的高低对香烟需求量的影响较小。再如：中国有句古语叫“谷贱伤农”，意思是丰收了，由于粮价的下跌，农民的收入减少。其原因就在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需求价格弹性小。也就是说，人们不因为粮食便宜而多吃粮食，由于丰收了而造成粮价下跌，并不会使需求量同比例的增加，从而总收益减少，农民蒙受损失。不仅如此，粮食是生活必需品，需求收入弹性也小，也就是说，人们收入提高了并不因此而增加粮食的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时期出现把粮食和农产品毁掉的作法，究其原因也在于粮食这种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降价不会增加需求量的大幅度的增加，只会减少总收益，所以资本家把这些农产品毁掉反而会减少损失。
相信随着学习的深入，将会学习到更多类似这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应用了的经济学规律，并且我们可以应用这些规律解析其中的深层原因
1、经济学：啤酒效应”原理
“啤酒效应”是流通领域中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并非啤酒行业独有。它是指由于供应链中各节点企业之间信息的不对称以及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造成了需求信息在供应链内部的传递过程中失真的经济现象。
在一条供应链上，由于信息传递的失控，零售商对需求乐观，于是追加订货；零售商的提高需求又大大刺激了生产商，生产商的行为又更大地刺激了原料供给商。
也就是说信号在逆向传递的过程中被不断放大了，消费者的需求可能只需要10瓶，但零售商的订单使得生产商对需求盲目乐观，造成了好象需要100瓶的印象，而生产商向上游供给商的大量订货又给原料商造成好象需要1000瓶的印象。反之，当需求缩减的时候也是一样。
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就经常能看到“啤酒效应”的影子。由于房地产市场信息的失真，使开发商对房地产市场的预期充满信心，疯狂拍地，致使地价一路飙升，房价也随之大幅上涨。在消费者“买涨不买跌”心理的影响下，房地产销售面积连年提升。
投资者见房地产市场一片红火，又会加大投资，给房地产市场注入新的资金，使房地产开发商对未来的房地产发展更加充满信心，于是再度疯狂竞拍土地，就这样在“啤酒效应”中形成恶性循环，将房地产行业的泡沫越吹越大。
房价与房子的真实价值严重背离，最终泡沫如果破灭，必然会引起房价下跌，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者及开发商都将在这场“啤酒效应”引发的循环中尝到恶果。
“啤酒效应”原理告诉我们，企业在进入市场时不能太过于盲目，要先做好市场需求量的调查，以免因为盲目乐观而造成浪费和不必要的损失。
2、“蛛网理论”原理
“蛛网理论”又叫“丰收悖论”，是市场经济中一种比较奇怪的现象，是指某些商品的价格与产量变动相互影响，引起规律性的循环变动的理论。
1930年由美国的舒尔茨、荷兰的J.丁伯根和意大利的里奇各自独立提出。由于价格和产量的连续变动用图形表示犹如蛛网，1934年英国的卡尔多将这种理论命名为蛛网理论。
和古典经济学理论相反，蛛网理论证明了在一定的设下，市场均衡被打破后，经济系统不一定能够自动恢复均衡的经济现象。
该设是，第一，完全竞争，每个生产者都认为当前的市场价格会继续下去，自己改变生产不会影响市场；第二，价格由供给量决定，供给量由上期的市场价格决定；第三，生产的商品不是耐用商品。这些设表明，蛛网理论主要用于分析农产品。因此，对于蛛网理论带来的丰产不丰收现象。
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在完全竞争且价格由供给量决定的农产品市场，当某年某种农产品价格上涨给农民带来很大利润时，第二年就会有大量的农民选择种植这种作物，于是一时间，市场上该种农产品供大于求，价格急剧下跌。
农民辛苦一年虽然在产量上获得了大丰收，但是并没有使收入增加。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许多农民离开土地走向城市打工的主要原因。
总之，农民没有准确预测市场的能力，种植农作物很容易受历史经验及他人影响而盲目跟风，最终白白辛苦却得不到预期的收入。
为了消除或减轻农产品市场出现的蛛网型波动的现象，一方面需要运用支持价格或限制价格之类的经济政策对市场进行干预，另一方面利用市场本身的调节作用机制进行调节，如发展特色农业和运用期货市场进行调节。
3、“帕金森定律”原理
“帕金森定律”就是官僚主义现象在经济学中的称呼，也可称之为“官场病”、“组织麻痹病”或者“大企业病”，源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诺斯古德·帕金森1958年出版的《帕金森定律》。
帕金森在书中阐述了机构人员膨胀的原因及后果：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第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第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第三是任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
这第一条路是万万走不得的，因为那样会丧失许多权利；第二条路也不能走，因为那个能干的人会成为自己的对手；看来只有第三条路最适宜。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则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他们不会对自己的权利构成威胁。
两个助手既然无能，他们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这样一来，本应一个人做的工作量就会分摊给7个人。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
帕金森还发现，在一个组织中，机构和人员的增加并不完全来自现实工作的需要，而是有它自身的需要，有它自身的法则。管理活动本身会制造工作，增加人手会制造出功能重叠、互相扯皮的管理体系，从而使工作目标不明确、不紧凑、进而导致工作效率低下。
帕金森得出结论：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越来越低下。因此，这条定律又被称为“金字塔上升”现象。
在现实生活中，“帕金森定律”十分常见，无论是哪个国家，只要存在机构，存在不称职的管理者，存在自我完善的需要，就一定会存在“帕金森定律”。
“帕金森定律”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流传，深刻揭示出了人们对于这种权力扩张引发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官场传染病”的深恶痛绝。官僚主义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时间段的产物，它像被热火烤化了的牛皮糖一样紧紧地粘上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帕金森定律”给组织带来的种种恶果不容小觑，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帕金森定律”的症结，就必须建立一套合理的用人制度。
招聘员工要公开和透明，以防别有用心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领导岗位而招聘庸才；同时要对已经入职的员工就劳动分配率和人事费用率两项指标进行考核，时刻关注“帕金森定律”是否已经偷偷地在组织中起作用。
扩展资料：
政治经济学根据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了突出某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发从某个侧面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科学经济学自觉从整体上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
对称经济学就是科学经济学。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规律；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只是经济规律的展开和具体表现，经济学的对象应该是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后面的经济规律与经济本质，而不是停留在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
参考资料：
生活中常见的经济学原理介绍如下：
原理一是人们面临取舍问题。如买水果时的机会选择，现在有三种水果提供给我们，一种是苹果，一种是西瓜，还有一种是香蕉，而且只能一次买一样水果。那么如果我买了苹果那也就意味着我就要放弃选择买西瓜和香蕉的机会。
同样的如果我选择买西瓜就要放弃买苹果和香蕉的机会，如果买香蕉就要放弃买西瓜和苹果的机会；田忌也是取舍权衡争取利益最大化的著名例行。
原理二，用所放弃的东西的价值来衡量机会成本。就像上大学的选择上就包含了很大的机会成本。如果我们不上大学就会得到一份工资乘以十二乘以三就是我们三年所放弃的其中一项机会成本，另外我们上大学还要缴纳一定数额的学费这个学费再乘以三就是我们所付出的实实在在的成本。
原理三，运用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比较做出抉择。生活中的许多决策涉及到对现有行动进行微小的增量调整。经济学家把这些调整称为边际变动。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考虑边际量来作出最优决策。例如飞机票的价格原本是200元，但是由于各种因素本次航班的票没有全部售完，现在机长提出将票以100元的价格售出。
这样有可行性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如果将票以100元的价格售出它的边际成本就可能是乘客在飞机上喝的饮料或吃的饭，这些肯定小于100的。但是如果你不将票售出，你就要白白损失好些票的价格。所以权衡之下得出边际效益要大于边际成本，理性的销售人员都会将票低价处理掉，而不是白白损失它们的价值。
原理四，消费者偏好和对未来预计影响消费选择。由于人们通过比较成本与收益作出决策，所以，当成本或收益变动时，人们的行为也会改变。这就是说，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例如当苹果价格提高时，对于消费者来说就会多吃梨少吃苹果，因为吃苹果的成本高了。
对于果园园主就会增加种植和收人员，以提高产量，因为苹果的价格提高可以增加收益。此外，出租车价格低时，人们可能选择乘坐出租车，但涨价后人们会选择价格更低的公交。
例子有送茶叶的故事、坐飞机现象、名牌效应、夺取先机、保龄球效应。
1、送茶叶的故事
张三一直就喜欢20块钱的茶叶，新开茶店里张三每次去买茶叶，老板都会送他半两好茶叶。张三把好茶就攒着待客，一天，闲来无事，张三就泡了壶好茶，此后，张三就不愿再喝20元的茶了。不管张三去买多贵的茶叶，老板都会送他半两更好的，半年下来，张三花的钱是原来的十倍。
2、坐飞机现象
去观察30-40这个年纪的旅客，头等舱的他们大多是看书，公务舱的他们多半是看杂志和用笔记本办公，经济舱的则大多是看报纸**打游戏和聊天等。在机场，贵宾厅里的人大多在阅读，而普通候机区全部在玩手机。那么到底是人的地位影响了行为，还是行为影响了地位呢。
3、名牌效应
成本大抵400-600的爱马仕，售价6万，富豪们依然趋之若鹜。啥叫名牌？成本价后面加个0就叫名牌，成本价后面加两个0就叫奢侈品，成本价后面想加几个0就加几个0 ，那叫文物。
4、夺取先机
商人带两袋大蒜到某地，当地人没见过大蒜，极为喜爱，于是赠送商人两袋金子。另一个商人听说了，就带了两袋大葱去，当地人觉得大葱更加美味，又觉得金子不足以表达感谢，就把两袋大蒜给了他。
5、保龄球效应
保龄球投掷对象是10个瓶子，如果你每次打倒9个，最终得分90分，而如果你每次打倒10个，最终得分240分，社会积分规则就是这样，只要你比别人多优秀一点，再坚持一会，就赢得更多的机会，这种叠加就是人生效应的逐渐放大，最终造成人与人的巨大落差。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之风呈现蔓延、扩张趋势。
作为一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腐败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行了分析：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原因；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腐败危及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
基于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遏制、削化腐败，并且倡导建立一门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一、腐败——种病态经济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也像瘟疫一样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从1982年起，中国共发起五次“严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时至今日，全国范围的腐败之风非但没有抑制住，反而呈现出规模增大、频率加快趋势。（见图表1、图表2）
从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5818人，追回赃款、赃物计25．8亿元，涉及县处级638人，厅局级38人，省部级4人。
而从1993—19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87352件。其中：立案侦查贪污案67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229.2亿元。五年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2903人，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
1998年检查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3.8亿元。共立案侦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级干部、103名厅局级干部和1714名县处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50万元以上案件1773件。
1999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0.9亿元。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2061人，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
世纪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大案要案频传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胡长清因行贿受贿被判处，继而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3700万元巨额贿赂而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公诸于众，这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处，25名涉案党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包括8名厅级干部。
这些数据警醒我们：中国的腐败速度正以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同步逼进”：一方面腐败主体由中低权力层向高层甚或最高权力层蔓延、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腐败数额呈现高额、巨额特征，具有惊人化、高速化发展趋势。（见图表3）
数字，令人振聋发聩；现实，更加触目惊心。
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危及的形象，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断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来自恶性腐败。
现实的严峻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冷静思考。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行为。该定义的定条件是一国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败是违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活动，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制度化逃避”现象。这里，制度化是指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体系（即具体社会制度和规章制度）的程度以及与之相符合的过程，亦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的状况。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马克思说，货币是特殊商品，其实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权力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干，在消
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权力泛化”的社会现象。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在与其它商品，包括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交换时，权力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用权力和社会做
生意，百分之百赚钱，简直可以说是一本万利。
本世纪70年代，美国的泽.布坎南等学者提出一种“寻租理论”，他把种种生产要素供求差价及优惠条件，亦即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称作“租金”。这些租金是管制、干预市场的结果。“寻租活动”就是指企业为了寻求租金，向官员行贿以获得这些差价。通俗地讲，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泽.布坎南认为，要克服“寻租”现象，根本出路就是解除行力对市场干预和管制，通过市场开展公平竞争。对微观经济的管理应有明确规范，提高透明度。
腐败虽然给寻租人带来收益，但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相反却增加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使得配置低效率以及严重浪费，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由于寻租活动具有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寻租者不需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甚至超高额利润，这为寻租者提供强烈激励，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寻租活动，造成更大范围的腐败蔓延。
作为通过权力上市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和公共财富非理性侵吞和占有的反经济行为，腐败这种病态经济现象，不是基于对社会经济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会造成对经济秩序的震荡与破坏。腐败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
二、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形式上，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生活腐化，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任人唯亲，兼职经商，严重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等。
从1988一1998年这10年中，在社会坐标图上，贪污贿赂案件呈曲线上升趋势，此间全国检查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立案侦查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共计64.2万件，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6100余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对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深恶痛绝，而对危害同样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渎职行为并未引导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199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玩忽职守案件高达3189件，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多达8.3亿元，平均每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有26万余元之多。同样，经全国各级纪检部门处分犯有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错误的党员干部就有3339名之多，立案标准仅局限在10万元以上。
据有关人士最保守评估，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腐败行为，一年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也在十几亿到二十亿元，加上间接经济损失，估计约有30个亿。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全国12亿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掏出2-3元钱来填补因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损失的经济“黑洞”，意味着人均3000元年收入的100万名职工一年劳动成果被付之东流。
从某种程度上说，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要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行为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更多、更惨重。
三、产生腐败的经济学根源分析
（一）从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
l、欲望的无限膨胀及扩张超过“欲望满足均衡点”，此时占有欲处于强势、统驭状态。
在市场经济中，官员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以欲望的满足为追求目标，而人的欲望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因此，官员具有自利动机并非不正常。但是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人的欲望无限扩张趋势和社会经济满足欲望实际状态之间差别不断加剧，意味着人的“满足欲望压抑”的增强。为了弥补这种差别，人们便产生了“补充压抑”需要。于是在利益动机驱动下，腐败主体欲望逐渐逼进或超出“欲望满足均衡点”，而这种欲望的满足要通过权力上市和权钱交易的顺利完成来得以实现。
2、自利性动机扩张一（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一（获取）个人特殊利益一（诱导）寻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公职人员自利性动机扩张，他有可能将公共目的（利益）转变为他的个人目的（利益），当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时候，实际上的公共权力异化便出现了，其实质是将国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变为官员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员个人获得了特殊利益。这种现象诱使人们去“寻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买官”，然后又以官捞本。权力和官位在这里代表着名利，在权、钱的关系上，权力占居主导地位，从而使权力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和诱人光环，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于是，“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整个社会盛行开来。因为人们深信，不经济怎么改革，只要还管经济，权力就永远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3、主体行为的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
寻租活动具有恶性循环趋势。由于寻租活动具有学习示范效应，其本身是企图获得一种垄断和特殊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门就会感到“吃亏”，进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干白不干”，这样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寻租活动。由此出现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广泛的腐败。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基于经济特权与垄断权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竞争，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造成的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形成产权虚置、资产流失，以及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等，都是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
l、权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竞争。
前面讲过，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一旦这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经济特许权或垄断权作为市场要素投入市场，便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并且保证百分之百赚钱。
而这一切与经济学中的“机会均等”原则是完全相悖的。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创造个人收入的机制，只有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所带来的收入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符合“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的第二平等原则。竞争，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在市场上的竞相争先以及人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所谓的“竞争基础”其实是指个人参与竞争之前手中所掌握的生产要素产权的大小，个人找到和进入竞争场所的可能性大小，以及竞争过程中“裁判”的执法在每个人之间保证公正一致性的大小。人们又把竞争基础的平等称之为获胜机会的均等，即“机会均等”。
权力作为市场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经济的力造成了机会不均等和不公平竞争，它使各经济主体一开始便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因此获胜机会对不同主体来说是不可能均等的。
2、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
改革以来，在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过度干预造成价格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仍存在少数商品价格双轨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扩大，商品价格双轨制正趋于向市场价格单轨制过渡。目前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零售额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指导的比重已经很小，然而部分租金仍然存在，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3、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导致产权空置和资产流失。
这里产权指的是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称，即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现实中由于国有经济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落空，而国有资产运营及保值、增值有效监督机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业对出资者不承担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浪费现象。传统的国家所有是理论上的公有（所有权虚置），现实中的空有（造成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离异），这种产权责任主体模糊不清，是与现代市场“企业所有，经营者权、责、利界定明确，二者各司其职，共同配合，保证企业有效营运”要求相悖的。
4、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势必使人们在心理上存在着个人欲望膨胀与扩张，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
（三）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在由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法律空缺滞后，直接影响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加之受部门利益比较均衡化的驱使，司法机关一些掌权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法谋私、贪污受贿，走上执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导致司法腐败。
体制转换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制衡外部力量软化，约束机制悬空，使得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导致权力泛化、滥用，使其作为要素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盛行，造成寻租活动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
四、腐败的经济破坏性与危害性
（一）危及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
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扭曲的经济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破坏其执行、实施，危及形象，破坏改革开放声誉。而行业不正之风，又使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劳动者重负难堪，进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上产生动荡和不安定因素，是掘墓人。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
市场经济是商品化、货币化经济。一切商品是由金钱来衡量、买卖，金钱往往越界，对权力产生极大的腐蚀性。由于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机会均等原则在权力要素面前显得无可奈何、苍白无力。这种非经济的力直接导致市场化改革步伐与进程放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腐败的恶性化趋势甚至可以断送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已取得的成果。
（三）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并使公共财富受到掠夺和破坏，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腐败虽然会给寻租者带来个人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社会经济。它不是以“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过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来获得部门垄断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受损。经济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使得社会财富在不均等竞争中受到破坏和掠夺，而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四）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阻碍经济增长。
腐败造成经济环境污染，使得投资者对市场望而却步，一些本应付诸实施的投资项目也因此“流产”。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在不平等竞争机制下显得犹豫不决，投资曲线呈左下趋势，而经济的增长也因此而受阻。
五、遏制、削化腐败的经济学途径
（一）“制度创新说”
一些学者认为，现行中国社会腐败是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相关的，包括制度缺陷、体系变动、法制不完善等，当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时，必须以制度创新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纠正过度干预，减少失效程度。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反腐败与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标”就是已经形成的腐败现象，所谓“本”就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体制、机制、法制、思想、世界观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治标就是惩治腐败现象，治本就是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铲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治标和治本，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而在治标与治本的着力点上，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加大治本力度，以“预防为主”；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腐败现象的特点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确定治标与治本的对策以及各工作机构的任务，做到各有侧重；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当前腐败还没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不够的情况下，要继续着重治标，同时，要加大治本力度，并使两者紧密结合。
（三）“国际反腐败协议公约”说
由于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所以一些人士指出，要在国际上取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对成员国国内企业贿赂外国官员也要进行惩罚。而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虽然谁都明白腐败在全世界造成的有害后果，但国际社会难以取共同行动，因为在国际性腐败中存着一种经济学家所说的“囚徒困境”，所有有关方面都可以从没有腐败的世界得到好处，但是，促使一个国家单方面取反腐败措施的刺激却非常小。
追本溯源，中国社会现阶段寻租活动的猖獗，从制度上讲，主要是源于分配权掌握在各级手中。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各级代行市场功能来进行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蔓延。
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来遏制、削化腐败。这里的‘制度创新”包含五个层面：一是经济制度创新，即推进市场化改革，创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二是行为改革，即政治权力从经济活动中退却，或者如哈耶克所讲，社会与国家应分开；三是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即加强法制建设，真正朝“依法治国”方向迈步；四是构建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新闻监督体系，对寻租活动说“不”；五是国民意识创新，即全力提高民族整体素质，树立、倡导国民“纳税人”意识、民主意识、忧患意识。
作为现代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花费上百年时间，付出巨大代价不断发展完善的制度创新经验，包括制度框架、经济体系和法律规范，为我所用，发挥所谓的“后发优势”。
六、创立“腐败经济学”的紧迫性
在当今文明社会，贪污腐败现象被人们视为公敌，称作“灰色瘟疫”。环顾全球，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也无论是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腐败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严重地危害着社会和公众利益。
当中国高举“反腐倡廉”大旗向腐败现象毫不妥协宣战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惊呼“狼来了！”。德国《经济周刊》曾以“贿赂风行全球”为题向世人警示——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面对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不无堪忧地指出，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会在全世界造成有害后果。因此国际社会应当取强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进而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向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举起“达摩克利斯剑”。
腐败，危及形象，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实施，是的掘墓人，成为社会经济不安定因素。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成为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社会经济环境。正如投资风险具有不可避免性一样，腐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亦不可能完全消除，只可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削化，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最低程度之内，使社会经济在市场化、规范化基础上得到较为公正、合理配置。因此，经济学界应该像医生那样，对处于病态的社会机体及时进行治疗，使之早日恢复健康。
由此看来，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已势在必行，而作为研究腐败现象产生根源、表现形式、造成危害、治理途径的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的创立，应该真正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