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一样的，那么究竟其根源在哪里呢？其根源主要还是在两种文化的差异上，一种是属于西方社会的文化，一种是属于东方社会的文化，这两种文化在很大层面是不一样的，文化的力量就在于它可以影响人类社会的任何事物，在这里我根据读阅读许先生的文章，认为美国人与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比较要从认识文化开始，另外还要探讨的是文化中的什么影响了两个民族生活方式，在这里仅从自我、人格和家庭教养方式来进行简单的探讨。
美国人与中国人若按地域区分，是西方与东方之分，若按种族来分，是白种人与黄种人之分，然而要比较这两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则不能够笼统的简单来概括，与其说是生活方式的比较还不如是说两个民族的文化的比较，我们知道事物都是处在矛盾之中的，矛盾着的事物又都是相互排斥相互包容的，我想这种矛盾中的中西文化正是当今文化的一致性趋向。
研究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选取的工具不应该是放大镜，而应该是显微镜，因为在这两个伟大的民族帷幕后活动着的不是无形的和不可名状的大众，而是具有明确价值、责任和思想的人们，虽然在理智上各异但是却都懂得悲哀、胜利和奉献的人们，令我们关心的我想并不是对他们彼此形成鲜明的多民族历史、习俗、形式或经济制度的描述，尽管在我们通向理解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旅程中这些和其他某些因素会作为我们的路标帮助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在这两种人之间造成这些如此丰富多彩，如此尖锐明显和如此众说纷纭的差异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徐良光曾给过我们一些启示，在这里笔者想要挑选自认为比较重要的方面来阐述美国人与中国人这两种人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会有如此打的差异。
那么前文中已经提到与其说是两个民族间生活方式的比较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既然讲到文化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阐述对于文化一词的界定。文化这一术语有一个复杂度历史和变化不定的意域，它已经成为英语世界中最具歧义的术语之一，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文化这一术语主要在三个相对的独立意义上被使用：艺术及艺术活动、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种发展的过程。他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认为文化不应等同于以高雅艺术为代表的高级文化，文化从根本意义上说是”整体的生活方式”，由此把文化的含义从狭义的“高级精神”引申为人类学上的“整体的生活方式”。
既然我们说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则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区域环境会形成不同的“整体的生活方式”，当然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其中之一，这种生活方式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发生冲突与融合的舞台，这些集团试图定义世界并把这种自己的理解强加于世界。这种事西方文化所具有的趋向，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形成并发生影响的过程之中都会形成一个统一的模式，被英国学者称之为“定型化”，这种定型化就是逐渐形成的同意一的模式，这种模式通过排他的实践把自己封闭起来，把其他文化排除出去，从而维持一种既定的秩序。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与美国人就是在这种排他中逐渐形成的。这种定型化的文化又会在不同的领域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宗教、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因此说我们研究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其根本是要了解齐文化底蕴，了解了文化那么再来了解为什么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就容易的多了。限于篇幅笔者在这里介绍一下影响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基本的有原因。
美国人与中国人关于“自我”的理解
我们刚刚仅仅从宏观上说文化影响了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那么究竟是怎么影响的，如何影响，从哪些方面影响的呢？中国学者杨中芳认为美国人与中国人讲的自我是有差异的，这种自我的差异影响到美国人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应该是“自我”的含义上的差异，美国人讲求的自我往往是真实意义上的自我，而中国人眼中的自我则要比美国人宽泛的多，中国人的自我不但包含个体我，还包含形形的社会我。美国人对自我的理解还有一点比较突出，就是美国人往往都侧重于对自己的独立意识，中国人则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理解自我，在中国人眼中，没有与其他人的交往就不存在自我。原因很简单，就是汪凤炎在《中国文化心理学》所说的中国人是一个本为关系社会。那么笔者认为正是对于这种对于自我在含义的理解上的差异使得两个民族的人民在处事与社交上形成一些有目共睹的差异，其中就包括我们所熟知的美国人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独立意识，中国孩子则是在一种社会关系中成长，依赖性比较强，独立性比较差，这样我们也可以认为美国人大多是场独立性人格，而中国人则大多数是场依存性人格。
其次是美国人与中国人自我结构上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秉承儒家思想，孔夫子推行“仁”，孟子推崇“人性本善论”，因此在中国人“我”的观念中就很少会体现本我的思想，而超我则是占据大部空间。中国人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我观念，而美国人则深受基督教原罪说的影响，人们都相信“人性本恶”，这样来看美国人的本我、自我、超我的分配则是比较均衡的，但是美国人的自我又或多或少会占据上风形成美国物欲横流的享乐主义，笔者认为弗洛伊德的的性冲动的原始动力说的这种快乐原则还是比较适合解释美国人的这种生活方式的。美国人与中国人的这种关于“我”的结构上的差异在不断积累中最终定型化为一个民族的典型的民族个性。
第三是美国人与中国人无我与重我的差异。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的形成基础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法家思想，儒家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仁”，到家的典型特点就是“无为”，发家的典型特点就是“法治”，在这样几种思潮的影响下那么中国人的我也就难免带上这样一种烙印，这就是无我，小我，顺从，仁义，和为贵，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思想就要求中国人必须要与他人处于一种合理的共存的关系中这才是正确的，换句话说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要求压抑自我，这就影响了中国人世代的生活方式，时至今日。这种忽视个我，推崇社会我的做法势必造成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应该是内敛的，应该是顺从的缺乏反抗的。与此相反美国人因为从小就开始培养独立意识，个体我是最重要的，这样也就形成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形成美国人各具不同的张扬的性格，形成不同于中国人的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因此，这种对于我的重视程度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了两个迥异的民族性格，并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美国人与中国人的人格差异
普通心理学认为人格就是个性，但实际上人格的含义较广，它是以人的性格为核心，包括先天素质，受到家庭、学校教育、社会环境等心理的、社会的影响，并逐步形成的气质、能力、兴趣、爱好、习惯和性格等心理特征的总和。因此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也同样会决定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这种决定性格的因子说到底我们还是要回到文化学中来探讨，就因为人格中的性格是受后天影响相当大的，所以文化对于人的性格的影响也应该成为这两个民族的民族性格形成的决定因素。
首先我们是“性善论”与“性恶论”。中国的传统文化主张的是做人要“仁义礼智信”，这种主张一方面使得注重道德教育的中国人非常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这也正是这样在另一方面也使中国人的本我严重流失，社会我严重膨胀造成一种社会的畸形人格，它否认本我的价值，没能给本我一个应有的地位将其打入冷宫，使得中国人的理想人格的养成缺乏内在动力这才造成今天中国社会的呼吁个人的个性培养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吧一个教育问题更是把一个文化转型的问题。而美国社会不同的是，他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宗教信仰是其人格组成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基于对宗教的信仰美国人的心灵比中国人纯净的多，但他们相信的“性恶论”就给了本我定的地位使得个性可以自由发展不受约束，形成一种中国人所缺失的独立意识。
其次是美国人与中国人的群里人格与个体人格。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本为的社会中更多的是关注群体或社会的人格，轻视、压抑个体的人格，中国传统文化中推崇的这种“集体人”与中国是一个关系本为的国家是直接相关的，中国的社会就是一个庞大的关系网络，中国人的这种网络是的社会交往方式形成了特定情境下的群体个性，在中国评判一件事情往往是以群体性格来作为标准的，而美国则是轻视社会我，将个人看成是独立的存在，这样便形成一种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个体自我。相比较之下中国人在生活中更多的是依赖群体，因此就产生一种“群体崇拜现象”。笔者认为这种群体崇拜就是这种社会我的原型。在这种情境下就会压一个我，推崇社会我，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
这种人格差异的根源就在于美国人与中国人早已定型化的民族文化，这才是社会根源，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美国人和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不同就是美国人和中国人两个民族人格差异的表现。
美国人与中国人的家庭
首先要说的是从外部特征上看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家庭结构是不同的，这其中也可以体现出一些民族的性格在里面，比如美国人的家庭通常有一个小院子组成，周围是很矮的篱笆围起来的，而且大多数美国家庭是没有围墙的，从外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房子里面，中国的家庭则是家家户户一个大院，一个高大的墙，一个坚固的大门，从外边是看不到房子的任何东西的，醉倒看到的是房子的顶部，如果用心理学的投射来理解的话，这里面反映了中国人与美国人生活方式上的开放程度是相差很大的。再看房子内部的布局，美国家庭没一个房间都是有门的，中国传统家庭则是一个房子只有一个门，各个房间时相同的。用投射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人的私人空间使很多的，也是很注意个人的私人空间，生活中的意识要比中国的大家庭高的多。无论从家庭的外部结构还是从家庭的内部结构的比较我们都能看的出来，美国人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下的产物。
其次是美国人与中国人家庭教养方式的差异。就中国和美国家庭教养的目的而言，两者有着相同之处，那就是教子成人、教子成才。然而在具体方式方法上 ，由于历史传统、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中中国和美国家庭教养却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家庭教养方式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因素，是在父母与孩子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的，这种互动的结果不仅从父母对孩子的生存和身体健康离不开父母和成人长时间的精心护理、照料。与此同时，他又开始了由生物个体向社会个体转变的社会化过程，这意味着儿童需要不断学习知识、技能，逐渐掌握社会规范，最终适应社会生活，这一切同样离不开父母和成人的引导、教育。在培养孩子成材的问题上，中国的家长普遍地存在着智能中心主义倾向，而美国的家长更注重孩子天性的自由发展和健康人格的塑造。在子女的养护上，美国人与中国人做法上的区别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家长对孩子包办代替， 照顾得无微不至；而美国家长则更加注重孩子的自理能力的训练。其二，中国的家长重生理，轻心理；而美国的家长更加重视孩子健康心理的培养，注意与孩子的情感交流，关心孩子的心理需要。这种家庭教养方式上的差别不仅会影响到儿童早期的社会经验，形成特定的人格还会影响到儿童今后的发展，形成与社会相适应的人格特质，并长期影响直至一生。这种影响我们说应该还是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西风东渐与晚清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西俗化———以近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变化为个案研究
[摘 要]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人在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其社会生活方式也出现了西俗化的倾向.探析近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变化,可以深入了解晚清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西俗化现象及其规律.[
关键词] 社会生活方式;衣食住行;西俗化;
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始被纳入
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
由于中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形成了西学东渐局面.在这一过程当中,“随着条约口岸的开放”,西方人的社会生活方式作为西方文化的附生物也渐次传入中国,国人开始接受这些“新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在中国形成了“西俗东渐”的现象,晚清时期的城市华人社会生活方式开始了西俗化.
当然,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并不完全等同于先进.但是它作为在近代工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毕竟在实质和内涵上比在农业社会文明和封建专制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生活方式要先进许多,因为“西方近现代民俗作为现代化的伴生物,比之中国传统习俗更能适应现代社会”).虽然西方社会生活方式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挫折和阻碍,但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还是不可避免地开始了西化的过程.
衣食住行,是反映一个民族或国家社会生活方式最为直接的窗口.而中国人生活方式西俗化的历程也是首先从这里开始的.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服饰被认为是礼制大防,它的变化常常与更改正朔联系在一起,足见其重要性.
在最初,中国人认为短衣窄袖的“夷服太觉不类”.但是,曾经崇尚宽袍大袖的国人很快就认识到西式服装简洁、灵活、方便的特点.
中国最早接受西式服装的当属广东沿海地区和开放口岸的一些买办和经常同洋人有生意往来的商人,他们最早模仿洋人们的穿着打扮.
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以前,还只是少数猎奇者和洋务买办们穿着西式服装,这些人还被大众视为叛逆.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时,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和西方生活方式在中国认同程度的日益加深,国内剪辫易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有人力主改穿西服,提出:“视西人之遍身结束,举止生硬者,反觉文明.”在戊戌变法中倡导“与欧美同俗’,的康有为也主张改穿西服,并把西服附会成中国古代的服制:“夫西服未文,然衣制严肃,领袖洁白,衣长后社,乃孔子三统之一;大冠似箕,为汉世士夫之遗,革窟为楚灵王之制,短衣为齐桓之服.)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是把改穿西服视为“可振工艺,可善外交,可以强兵,可以强种’, 的灵丹妙药.这虽然体现了“全盘西化的盲目J陛”,却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西式服装已经有了一定的认可.20世纪初年,西式服装开始广为流
行,不仅一些大城市中的学生制服日渐洋化,就连一些穷乡僻壤也不能免俗.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西梧州中学的学生就被允许“披洋衣揖孔孟”.
在近代,女式服装的西化比男式更早.在战争前后,江南各省就流行“夷船’,舶来的女性衣饰,主要以花边丝缕之类为主,俗称为“鬼子栏杆”,女子服饰的西化也由此开始.1859年,刚到香港的英国人吟-411就“看到很多中国姑娘的天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式的头巾,作手帕形,对角折叠,在颇下打了一个结子,两角整整齐齐的向两边伸出’.所以他惊奇地认为她们的“欧化癖是颇引人注目的’,”劝.更有史料说:“海上女界喜效夷装,衣必袒胸露臂,裤必长不及膝,袜必长统,履必高底,其形式介于华夷之间.在染欧化之沪人视之固觉时髦,然使骤入守旧派目中,其不诧为也希.n[$]( P248)这些追赶新潮的女士主要以为主,她们敢于标新立异的勇气使她们成了领导近代中国女性时装潮流的先行者.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开始流行显示人体美的女性时装,北京也有青年女学生“赤胸露臂,短袖青衣,云鬓高垂,皮鞋耸底”[9 ]( P30).而且,当时不仅民间如此,甚至就连壁垒森严的皇宫也有女性穿西式服装.据记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驻法国公使裕庚卸任回国时,与西式装束的夫人和两个女儿到颐和园接受慈禧太后的召见,他的两个女儿更成为了慈禧的御前女官,凡遇外事活动,她们总是身着洋服,随侍在慈禧左右.可见,当时的人们对西式服装的接受力已经大为提高,以至于就连顽固派慈禧也能够接受.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作为外套的西服开始日渐在城市居民之间流行,而且洋式衬衫、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也被国人日渐接受,人们服饰的西化程度得到了不断的提高.
由于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在近代也出现了西俗化的倾向.
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埠,外国侵略者根据不平等条约,在通商口岸建立了租界.随着大批外国侨民向租界的日渐涌入,西餐开始进入了中国.最初,西餐馆在中国被称为番菜馆.番菜馆最早出现在广东,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国际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在这些城市也日渐出现了一些番菜馆.
最初,番菜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侨居中国的外国人.上海的番菜馆最早集中在虹口路、徐家汇一带,这里为外国人聚居地;在北京,《北京条约》规定西方国家的使领馆集中在东民一带,所以番菜馆也主要集中在这里.有的番菜馆甚至还请使馆的厨师掌厨.
在饮食习惯和饮食风格上,中西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餐喜好将鸡、鸭、鱼、肉与蔬菜一起烹饪,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东方人偏重于综合思维的体现,而西餐是将各种蔬菜肉类分而烹制,则是西方人注重理性分析的反映.在进食方式上,西方人实行分餐制,中国则为合餐制,这也是中国人传统的家庭观念使然.
而中西方人在饮食构成上,则又是各有千秋.正如《黄帝内经·素问》所说的那样: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俗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几千年来,除了西北畜牧业较发达的少数民族的饮食以肉食和奶酪为主外,大部分中国人的饮食一直保持着这一结构.而西方人则完全相反,他们主要以面包、肉食和奶类为主食.
由于中西方饮食习惯的差异,西餐最初在中国受到的是冷遇.同文馆译员张德彝第一次登上由天津驶往上海的洋人轮船时,才第一次尝到西餐.但是他认为:“盖英国饭撰,与中国迥异,味非素嗜,食难下咽,甜辣苦酸,调合成撰,牛羊肉皆切成大块,熟者黑而焦,生者腥而硬.鸡鸭不煮而烤,鱼虾味辣且酸,一嗅即吐.”以至于同船的国人一听到开饭的铃声“便大吐不止’.可见,当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吃西餐无异于“茹毛饮血’,一般.与此同时,仍有一些中国人怀着对西餐的新奇感而趋之若鹜去品尝西餐.但是社会主流仍对西餐怀有排斥心理.
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这是因为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也日益加深,因而对西餐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认为“西人饮食最不苟,常以养身为主”,一些西餐馆也出现了“华人兼亦往食焉”)的现象.该书成于1876年,可见,在当时抑或之前,就已经陆续有华人去西餐馆就餐了.及至后来,竟然发展到“裙屐少年,往往异味争尝,津津乐道’.当然,这里有很大成份为猎奇者的行为.到了19世纪90年代,“向时华人鲜过问者”的西餐则出现了“裙屐少年,巨腹大贾,往往携姬挚眷,异味争尝”的局面.由于西IN"人各一肴,肴各一色”,“分曹据席,用餐方式极为文明,使当时不少的文人也成为了番菜馆中的常客,孙宝暄就对上海四马路上的一品香番菜馆情有独钟,甚至于还在那里款待过康有为.随着人们崇洋心理的日渐强化,上番菜馆就餐遂成为了中上阶层讲排场的一种方式.“光宣之交,满清贵族,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六国饭店”、“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甚至于就连光绪的老师翁同于床在宴请俄国使臣的时候也是准备了“西宾馆洋菜……洋人来指摩,一切皆洋式’, 可见,去番菜馆吃西餐在此时已经成为了官场之中的一种时尚.当时不仅官场如此,甚至就连下层百姓也对西餐是好感有加,一些外国人抓住这些人的心理,便开设简易的番菜馆,如上海四马路胡家宅有一家日本番菜馆,每客大菜只需五角钱,还备有咖啡、水果,不过质量实在是难以恭维,尽管如此,这类小餐馆还是门庭若市.
随着西餐的日渐普及,一些具有西方风味的食品也走进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事实上,西式食品很早就进入了中国.1853年,英国商人在上海开设的老德记药房就开始生产冰激凌、汽水等西式食品,主要供应对象为在上海的西方人.咸丰八年(1858),英人埃凡在上海创办了埃凡馒头店,开始生产面包和糖果.5年后,他在上海开设埃凡洋行,生产啤酒.此后,又有咖啡、奶茶、香槟、冰棒、冰激凌、饼干、蛋糕、罐头以及葡萄酒、白兰地等相继传入中国.西人随之又在中国开设了多家工厂生产这些产品.
最初,这些食品的消费群体也是主要面向西方人.不过,随着西方生活方式的日渐被接受,这些食品方便的食用方式和其亦为美味的优点很快显示出来.正因为如此,西式食品在中国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喜欢,并成为人们餐桌之物和待客极品.在有些文士家中,甚至还以“西洋名酒’,以飨朋友雅集.随着西式食品在中国的大受欢迎,以华人为主的西式食品生产厂家也日渐多了起来.最终,在中国人的饮食形式上出现了中西并举的局面.
在居室建筑上,中国人受西方人的影响更为显著.中国古代传统的建筑结构一般为木骨泥墙,主构架则全为木结构,这是中国建筑独有的特点,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木结构的建筑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易于发生火灾、承重力差,不宜向高层发展等.最初,中国人对洋式建筑的认识只是“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居,多至三层,绣阔绿窗,望如金碧’.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埠,西方人在跑马圈地的同时,也把西式建筑带到了中国.最初的西式建筑只能说是神似.因为这些建筑的设计者大多是外国商人或传教士,施工者也只是没有造洋房经验的本地泥水匠.最早在中国出现的洋房一般为周边作拱券式回廊的砖木结构建筑,这一模式最初是由欧洲传入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因而被称为“殖民
式”.随着西人在租界的日渐增多,西式建筑也越加增多.以至于上海英租界“布满了华丽的房屋.这些建筑各依其所有人的嗜好而设计的.其形式有的是仿希腊的庙宇,有的是仿意大利的王宫’.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甚至还出现了专门设计西式建筑的营造厂,本地的泥水匠也分成了造华式屋宇的“本帮’,和造洋房的“红帮’.到1866年,上海“夷场”也是“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根,玻璃五色,铁栏铅瓦,玉扇铜环”.
随着租界西式建筑的日益增多,其华丽美观的外表和大方实用的特色被华人所认识,西方住宅不仅节约地皮,而且有许多门窗,光和通风良好.“其收光避湿种种,皆合于卫生之道’,.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纯粹的崇洋心理.于是,在通商口岸,一些华人开始仿造西式建筑.在天津,西式的小洋楼开始取代北方的四合院而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22」(((民社志五·生活》).而由于西式建筑方式的传入,中国人的传统民居建筑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特点.以上海为例,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上海逐渐形成了花园洋房(独立住宅)、公寓住宅、里弄住宅和简易棚户四类民居建筑
“东风西渐”的意思是：古老的中国文化以其博大精深渐渐传入西方，如风水，中医，五行学说等等。
“西风东渐”的意思是：西方文化及文明传入中国。
“西风东渐”文化背景：19世纪末期，欧洲侵略者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的价值观，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的文化相区别称为西学，清末大量的西学影响着一代中国人的思维，便有人称之为“西风东渐”。现在主要是说现在的中国受到西方各种观念的影响，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属于中性词。
扩展资料：
“西风东渐”对中国的影响：
社会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的西俗化：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人在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其社会生活方式也出现了西俗化的倾向。
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始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由于中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形成了西学东渐局面。
在这一过程当中，“随着条约口岸的开放”，西方人的社会生活方式作为西方文化的附生物也渐次传入中国，国人开始接受这些“新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在中国形成了“西俗东渐”的现象，晚清时期的城市华人社会生活方式开始了西俗化。
当然，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并不完全等同于先进。但是它作为在近代工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毕竟在实质和内涵上比在农业社会文明和封建专制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生活方式要先进许多，因为“西方近现代民俗作为现代化的伴生物，比之中国传统习俗更能适应现代社会”。
虽然西方社会生活方式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挫折和阻碍，但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还是不可避免地开始了西化的过程。衣食住行，是反映一个民族或国家社会生活方式最为直接的窗口。而中国人生活方式西俗化的历程也是首先从这里开始的。?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服饰被认为是礼制大防，它的变化常常与更改正朔联系在一起，足见西风东渐对中国的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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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水者智，傍山者泰” 远古生存的环境越艰难、越颠沛，生活着的人越出色、越富有创造性；相反生存环境越容易、越畅顺，生活着的人越平庸、越保守。西方文化赋予欧美资本主义的文化内涵是自由、民主、个人主义；东方文化赋予“四小龙”为代表的东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内涵是集权、集体主义，然而在不同文化环境下产生的两种经济发展模式都是成功的。
文化营销作为一种新的营销观念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同质化为前提，以文化分析为基础，以满足消费者的文化需求为目的，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营造、实施、保持的文化渗透过程。文化营销从战略意义上讲是企业为满足差异文化下产生的消费者差异需求而制定的实施强有力文化渗透的战略性营销，
文化营销观倡导企业以实现社会价值为组织目标，以此来保持持续的企业源于文化需求的核心竞争力，并使之与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相一致。
3、 文化营销是如何对环境因素产生影响的
文化内部多元化形成了的社会中具有共同情感、认知、反应（情感反应、信仰、价值观和生活目标）行为（风俗习惯、仪式、行为规范等）和环境特征（居住环境、地理位置、重要建筑）的有特色的不同群体。
由于社会阶层的差异，产生了消费者感知差异。收入的差异改变着人们的好恶、习惯，地理上的差异，产生了消费者的需求差异等等，环境的变化改变着人们的行为。
通过对环境的影响会间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但这种影响必须是在没有绝对的文化冲突的基础上，如果有人带你去荒芜人烟且猛兽经常出没的原始森林去旅游，你会去吗？即使去的话也只能是探险，不能算是旅游吧！其原因是两种环境有着绝对化的冲突，那种新文化环境是陌生且不能引起消费者的兴趣，也就是说这种文化吸引力不能影响消费者行为。
所以说运用文化营销观念必须以一种非绝对化冲突的影响文化来影响和改变消费者所处的文化环境因素，才能有效改变消费者行为。
同物质的发展规律相同，文化的差异的变化是唯一不变的。因此文化营销的影响文化与影响消费者的行为的文化存在着相互作用并发生着变化，变化的原因来至于文化间相互渗透。
对沟通风格的影响
不同国家或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规范和沟通风格，了解不同市场的文化规范和沟通风格，以便与这些市场的消费者进行有效的沟通是国际营销的基础。对于不同国家，沟通风格和方式的差异很大。例如，在语言沟通中，中国、日本人一般比较含蓄，善于推理；美国人习惯从字面上表达和理解传递的信息，不太拘方式；芬兰人内向自率、说话守信用，口头上达成的协议如同正式合同一样有效；拉丁美洲人爱玩文字游戏；阿拉伯人和南美人则爱用富有诗意的比喻。营销人员在面对面的语言沟通中，要注意仔细倾听并不要轻易打断对方讲话，以表示尊敬和友好；讲话时要尽量使用简洁易懂的语言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发音要准确，并根据对方的理解程度调节语速。开玩笑时要注意，因为对一种文化感到有趣的东西，对另一种文化来说可能没趣，甚至是粗鲁，另外通过翻译，也会失去一些幽默感。另外要尽量避免使用俚语，因为俚语变化太快，背景性较强，不容易翻译，也不容易对被对方理解。
沟通风格的差异不只限于语言，还包括非语言沟通、信仰、风俗等。在沟通过程中，不同文化的人们对情景的依赖程度有很大不同，情景既包括有声的信息，也包括无声方面的信息，如面目表情、眼神、对话空间、时间观念、手势、着装等。对于各种文化，情景部分在沟通中的比例越大，人们互相接受和传递信息的困难程度就越大。在北欧、德国、美国等低情景文化国家，人们认为情景不容易被理解，大多数信息通过完整、清晰、准确的符号如语言、文字等传递，否则就无法准确、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使对方做出反应。在中国、日本、俄罗斯、南欧、阿拉伯国家等高情景文化国家，情景有很强的暗示作用，可用来传递大部或全部信息的内涵，信息的发出者和接收者可以很好运用情景进行沟通，语言有时是可以省略或非直接的。相对于低情景文化，这些国家的人们对语言表达的信任程度较低，较多地依赖情景的帮助来澄清和完成沟通。
即便对同一种情景，不同文化它的理解和运用也不尽相同。例如，亚洲人习惯用点头的方式表示听懂了对方的意思，而美国人则通常将对方的点头理解为对自己观点的肯定。如果不了解不同文化对情景的理解和运用，就很容易在沟通中造成误会。对于约会的时间，美国人认为时间就是金钱，德国人认为准时是仅次于信奉上帝的事，而在阿拉伯、非洲和拉美的一些国家，迟到半个小时并不奇怪。跨文化沟通中，西方人对亚洲人在切入正题前过多的寒暄往往表现出不耐心；而当西方人迅速和直接地切入正题时，亚洲人则会感到过于唐突。阿拉伯国家的商人在同美国人做生意时则经常利用时间作为非语言沟通的优势，尽量拖延谈判，迫使对方着急，以期做出让步。
对营销谈判的影响
营销谈判的成功与否是影响国际营销的关键，所以不同文化所持有的不同价值观在谈判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西方国家的营销人员注重结果，他们将谈判作为达到其特定目标的工具。在国际营销谈判中，他们会直接切入正题，强调尚未解决的问题，并着力加以解决，以便使双方对某特定业务达成协议。此外，他们通常避免将个人关系与营销业务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沟通和谈判的目的是促进销售、发展业务，而关系是表面的，能做成生意就足够了。西方人的这种态度对高情景文化国家的营销人员往往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和多数亚洲国家的营销人员重视人际关系、鼓励和谐，通过谈判实现双方的相互信任，从而建立和保持长期合作关系。所以他们通常喜欢在一般目标方面先与对方达成一致，强调并试图使已经达成的协议将双方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认为一旦关系存在，双方就有义务考虑对方的需要，即使暂时未能签约，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也可以为以后的签约奠定基础。
在谈判中，如果双方发生争议或冲突，西方人会花费大量时间和努力对冲突进行专门的沟通，对不同观点进行直接和公开的讨论。在争议中，他们注重强调事实数据，在坚持自己最终立场时往往表现得比较死板，当预期结果不能实现时，就并容易表现出情绪。他们认为妥协是可以和不可避免的，但如不能很快达成协议，就会感到失意或失败，双方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也失去了意义。亚洲人注重和睦，尽量避免冲突公开化，在处理冲突的沟通中保持灵活性，对争议提出新的建议或折中方案，避免冲突的升级，以保持双方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即使在解决冲突的沟通中遇到困难，也避免向对方传送破坏和谐的非语言信号，因为他们认为表现出情绪是不成熟的表现。日本人就不愿直面冲突，他们认为冲突可通过竞争、合作、妥协、回避、和解的方法解决，所以当他们在沟通中遇到不快时，会低下头或捂住眼睛以掩饰个人情绪。美国人快速、强硬的讨价还价在世界有些地方很奏效，而高情景文化国家的人则感到美国人的谈判节奏太快，方式太生硬。所以，为促成国际营销谈判的成功，要充分了解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并有针对性地调整谈判策略和节奏。
对营销策略的影响
每个国家或民族特有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背景向其成员提供了指导他们行动的准则价值观念。只有了解并尊重某个国家、民族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才能根据所在区域、民族的消费者心理、行为和需求加以有效度量，从而制定适合于本土化的营销战略和策略基础。“可口可乐”以704.5亿美元的品牌价值名列2003年美国《商业周刊》全球100个最具价值品牌首位，已连续5年高居世界最有价值品牌榜首，其成功之处就是可口可乐公司善于把当地文化理念融会到公司的经营管理中，使产品创新、品牌创立、市场营销诸方面更加符合本土化，达到相互间的沟通和互融，消除文化障碍，实现消费认同与市场开拓。可口可乐进入我国市场时，起初将名称翻译成“可渴可蜡”，后来改译为“可口可乐”，仅从字面上，“可口可乐”就赢得了我国消费者的好感，使它在我国市场的销售如日中天。可口可乐在我国推出12生肖产品包装，“大阿福”贺岁包装、“阿福”**妹怀抱可口可乐贺岁广告等营销方式完全适应了我国文化风情，产品也自然深受消费者青睐。文化差异对营销宣传手段的影响非常明显，如同样在欧洲，杂志广告在意大利的宣传作用很大，而在相邻的奥地利作用却很小，因此在选择营销宣传媒介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当地的文化背景和喜好。雀巢公司的产品之所以能畅销世界，就是因为雀巢公司在不同国家分别用了不同的生产线和营销广告，以适应因文化、地理、人口、经济的差异而造成的需求、购买力、产品偏好和购物方式的不同。所以，在国际营销中要力戒试图将一个文化的概念移植到另一个文化中；不要以为某种营销手段在一地成功，在其他地方也能成功，某种产品在一地销路好，在另一地也有相似的业绩。
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禁忌。禁忌标志着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差异的界限，它是文化差异中最为敏感的因素。禁忌对国际营销的作用已为众多的国际营销的实例所证实。一些公司在国际营销中失败的主要原因往往是触犯或违备了某个地区或民族的禁忌。例如，一家美国公司为了表示对环境的关注和友好，作为形象宣传，将绿色棒球帽作为礼品分发给消费者，这一做法在美国促销时颇有成效。但这家公司以同样的方式在台湾促销时，却遭遇了失败。因为对台湾人来说，带绿色的帽子意味着妻子或丈夫的不忠。这家公司不但没有实现促销的目的，还失去了一些可能的贸易机会，事后该公司促销团负责人深为文化差异对营销的影响之大所震撼。对不同文化的禁忌保持足够的文化敏感性并相应地调整营销策略对国际营销至关重要。中国、新加坡、日本等亚洲国家都相信风水，美国凯悦旅馆在新加坡建旅馆时是按照标准设计的，没有遵从这种习俗，旅馆开业之后旅客甚少，后来不得不重新设计，使旅馆的设计符合当地的风水习俗。印度人视牛为神，美国麦当劳公司根据这一文化禁忌，在印度仅销售鸡、鱼和蔬菜汉堡包，而不供应牛肉汉堡包，同样取得了良好的业绩。在马尼拉，人们常常将紫色常与死亡相联系，在日本白色用于哀悼，所以在这些地方做广告时，将色彩稍加变化就可避开上述忌讳。然而如果缺乏对不同文化禁忌的了解和尊重，如与泰国人谈判中双腿交叉使鞋底对准对方，或与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的人谈判时拒绝对方提供的咖啡都会影响沟通效果甚至生意的成交。
不同国家对营销手段和宣传有不同的法律约束，以营销广告为例，在英国，刊登广告的报纸可发行全国各地，在西班牙，厂商只能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在阿拉伯国家，女性不能作广告，在法国、挪威和保加利亚不得对香烟和烈性酒作广告，在澳大利亚和意大利对儿童的电视广告有限制。对比广告在美国司空见惯，在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则是违法的。由于每个国家的法律是这些国家文化价值观的最高体现，是需要强制执行的，在进行国际营销中，一定要事先了解当地关于营销的法律规定，使自己的营销策略和手段符合这些规定，并在营销过程中严格遵守当地关于营销的法律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