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会放弃 成就美丽
要装进一杯清泉，你就必须倒掉已有的陈水；要获取一枝玫瑰，你就必须放弃到手的蔷薇；要多一份独有的体验，你就必须多一份心灵的创伤。 是啊，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时常会遇到两种情况：要么选择，要么放弃。而我们又常常不知该如何取舍，就像我们面前有两颗糖果，两颗都喜欢，而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一颗，可我们又偏偏不想因为选择一颗而失去另一颗。然而就在我们犹豫不决之时，可能因错过时机而一颗也得不到。多可惜的事！ 不禁想起老孟的话来：“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然而“二者不可得兼”，我们必须学会放弃！ 学会放弃是一种眼光。那种“放弃玉米，抱个西瓜；放弃西瓜，追逐小兔；追求不成，两手空空”的小猴哲学，绝称不上是一种好眼光。与此相反，立足现实、立足自身，学会放弃空幻、放弃低俗、放弃平庸、放弃虚荣，全力追求理想、追求文明、追求高尚、追求大美，这才是一种真眼光。放弃之前，要有慧眼！有些东西必须放弃，比如罪恶、讹诈、战争和污染；有些东西必须坚守，比如正义、诚信、和平与发展。 学会放弃是一种智慧。勾践放弃尊严，卧薪尝胆，十年辛酸，一举灭吴，这种放弃是一种大智慧；鲁迅放弃医学，从事文学，一生孜孜，百年辉煌，这种放弃是一种大智慧；比尔·盖茨放弃大学，创立微软，鼎立IT,富甲天下, 这种放弃也是一种大智慧。他们的放弃绝不是一时的激动，而是平衡了得失之后的睿智之举！舍得之间，智慧无限！ 学会放弃是一种气度。司马迁能放弃荣辱，所以能忍辱负重成就“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价值与美丽；陶渊明能放弃名利，所以能弃官归田享受“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惊喜与快乐；李青莲能放弃富贵，所以能梦游天姥感受“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 ”的浪漫与豪迈； 苏子瞻能放弃得失，所以能穿越痛苦领受“芒鞋轻胜马，烟雨任平生”的超脱与豁达；中国人能放弃恩怨，所以能“铁肩担道义，一笑泯恩仇”拯救日本人于地震和海啸的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成就中国的文明、大度、正义、从容和雅量的美丽！ 选择是一种成长，放弃是一种成熟。舍得之间，是一种考验；舍得之间，是一种艺术。生活的艺术全在舍得之间艺术地平衡，而这种平衡的真谛就在于学会放弃！ 放弃不是一种愚蠢，而是一种睿智；放弃不是一种懦弱，而是一种坚强；放弃不是一种逃避，而是另一种进取。学会放弃是一种深思熟虑之后的大智大勇之举，因为生命如舟载不动许多愁。生命之舟需要轻装，才能更好的远航，才能在到达理想彼岸的航行中不至于搁浅，甚至沉没！ 放弃并不是一个希望的破灭，而是另一个希望的开始。只是我们要明白，什么该放弃，什么该坚守；什么时候该放弃，什么时候绝不能放弃！ 学会放弃是一种眼光，一种智慧，一种气度， 一种处世的从容，一种为人的雅量，一种大家的风范！只有在生活中学会放弃，才能成就生命的美丽！ 梅花放弃安逸舒适的环境，得到了笑傲霜雪的美丽；大地放弃绚丽斑斓的黄昏，迎来了旭日东升的曙光；春天放弃芳香四溢的花朵，走进了硕果累累的金秋！ 学会放弃，成就美丽！ |
| 试题分析：这是一个具有辩证关系的话题。本材料首先要抓关键句：“生活的艺术就是平衡得失的艺术。”“得”与“失”二者是辨证统一的，失即是得，得即是失。还要运用发展的观点，在一定情况下，“得”可以转化为“失”，同样，“失”也可以转化为“得”。所以，我们面对“得”，不能得意忘形，忘乎所以；面对“失”，不能自甘堕落，抬不起头。应运用良好的心态，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如果只抓住“换一个角度看”，大谈特谈要换个角度看问题，抛开“得与失”的关系，另起炉灶，作文就会偏题甚远。 |
生活的艺术读后感
其实，生活于我无意义，快乐地过好每一天最为重要。应该说，这种感受得益于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一书。
作为士大夫一族的林先生学贯中西，著述颇丰。他的文字舒缓而有灵心，幽默而不乏睿智，平和而充满深情，浅显而深藏着哲思。他怀着一颗仁慈之心引领着我们从迷茫中走出来，以旷达的态度去面对现实，以淡漠之心去对待名利，以火热般的情感去拥抱生活。他是文学家，是哲学家，是思想家，也是一个会生活的人；他从哲学和艺术的高度俯视生活，以平常之心体悟生活。在他看来，人一旦追寻生活的意义，追求人生完美的理想，就会失去生活的快乐。他说：“我们不去追求完美的理想，不去追寻那势不可得的事物，不去穷究那些不可得知的东西；.....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去调整我们的人生，是我们得以和平地工作，旷达的忍耐，幸福的生活。”这是否要我们放弃理想和追求呢？非也！依愚之见，理想和追求必须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快乐原则的，换言之，理想与追求必须是在“好玩之心”的驱使下，顺其自然地一步步实现的。何谓“好玩之心”呢？乐于做一件事，乐于读一本书，乐于交一个朋友，乐于吃一种食品，以至忘我的程度，则可称之“好玩之心”。这种乐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言的，就像一首流行歌中唱到的“莫明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显而易见，快乐是对个人而言的一种感受，如影随形的常常是痛苦。痛苦的根源就来自于过度地追求名利，来自于完美而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来自于以有限的生命去穷究那无穷的未知，来自于为生活而生活的忙碌，来自于太多的理智，.....。既然我们知道快乐和痛苦是难以分开的，我们在追求快乐的同时也应该以旷达的态度对待痛苦，更主要的是应该聪明地避开和放弃痛苦。在这个意义上，放弃往往比占有更重要。
放弃是智者的选择。放弃也是最艰难的选择。树木放弃了枯黄的叶子才有来年的新绿，这是大自然的放弃；古人“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这是圣人对利欲的放弃；庄子说：“处其实，不居其华”，“为善，不近名”，这是大智慧者的放弃。从古至今“绝利易，绝名心难”，对此，林先生感叹到：“有修养的人士也只能避免利的诱惑，只有最伟大的人物才能逃避名的诱惑。”那么，放弃了虚名浮利就能得到快乐么？苏东坡认为“浮名浮利，虚苦劳神”。所谓虚名浮利是指超出人生活必须之外的表面之物，俗话说，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在林先生看来，快乐生活应该是一种悠闲的生活，过度地追求名利，只会为名利所累。他说：“有钱的人不一定能真正领略悠闲生活的乐趣，那些轻视钱财的人才真正懂得此中的乐趣。他须有丰富的心灵，有简朴生活的爱好，对于生财之道不大在心，这样的人，才有资格享受悠闲的生活。” 我们不是智者，我们无法放弃我们已经得到的一切，但生活中有许多东西是我们应该放弃的，譬如：一文不值的面子，讨厌的人情事故，没有爱的婚姻，对子女过分的关爱，不想读的名著，不想吃的食品，不想交往的朋友，不想去的宴会......等等。
放弃了生活中的一切羁畔和痛苦，我们才有自由可言，才有悠闲可言，而在自由和悠闲中能感受到快乐的是我们的情感。依林先生的观点：人类一切快乐都发自动物性的快乐，即属于感觉的快乐。这种感觉源自于我们能否尽可能地少些理智多些情感，即率性而为，真情流露。不难想象，如果这世界没有情和爱，即便我们拥有财富，即便我们享受着自由和阳光，悠闲的生活着，我们也不可能感受到快乐，因为这个世界只会是一个毫无生气的，死寂的世界。因此，林先生说：“情是生命的灵魂，星辰的光辉，音乐和诗歌的韵律，花草的欢欣，飞禽的羽毛，女人的艳色，学问的生命。......这种东西给我们以内心的温暖和活力，使我们能怀恋地去对付人生。”我们只有将心灵深处的那份情感自然而然地，毫无阻碍地尽情释放出来，去拥抱世界，去感受大自然，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去做自己喜欢的一件事，去读喜欢读的一本书，去品味爱吃的美食......，毫无疑问，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有人会说，我们整天在“为稻梁谋”，除了烦恼，何来这种闲情逸致呢？在林先生看来，这种闲情逸致恰恰更多地为穷人所拥有，他说：享受悠闲生活比享受奢侈生活要便宜得多。只要我们丢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旧思想，不要效法“进亦忧，退亦忧”的先贤，过好今天，不想明天，快乐将会随之而来。
林先生《生活的艺术》是一本指引我们走向健康人生，引导我们快乐生活不可多得的教科书。阅读此书能使我们被尘世的尘沙所遮蔽的心灵走向澄明，能使我们曾经自暴自弃的卑微的灵魂走向高贵，能使我们从庸俗走向优雅，从理智走向情感；在苦难中找到快乐，在忙碌中找到闲适；对于消弭名利纷争，走向社会和谐不无现实意义。
以下是 考 网整理的《林语堂与鲁迅》，希望大家喜欢！
1981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16卷本的《鲁迅全集》中，提到林语堂的地方不少。对林语堂的官方论断是这样的：
“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性灵，幽默，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为国民党统治者粉饰太平。1936居留美国，1966年定居台湾，长期从事文化活动。”
这短短的一段话，可以视为1949年之后，***对林语堂的定评。其实林语堂一生除了1927年曾短期任武汉国民外交部秘书以外，没有参与过的工作，1936年之后，长期居留海外，主要以英文发表著作，很少具体地评论国内事务。究竟是什么原因***给以如此的酷评呢？这还需从林语堂与鲁迅的一段交往谈起。
1932年–1935年是林语堂在中国最活跃，影响的几年，他所主编的《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三本杂志，畅销一时，“幽默”，“闲适”成了一时风尚。由于林语堂、周作人等人以晚明小品作为文章典范，许多在清代遭到禁毁的明人集子，重新受到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
林语堂在1934年出版了包括《袁中郎全集》在内的《有不为斋丛书》，这些重刊的书籍，都是明末清初“专抒性灵”的作品。但与此同时的是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的兴起，大力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由此引发了鲁迅与梁实秋之间“文学有没有阶级性”的辩论。林语堂在这次论战中，虽未直接参与，但显然较同情梁实秋，文学并无阶级性的说法。
林语堂所向往的是传统中国文人精致典雅悠闲的生活，这与鲁迅此时所热衷的无产阶级文学是不同调的。这一点在他的名著《生活的艺术》中，表现得最为清楚，晚明文人袁宏道、张岱的山水小品，明末清初李渔的《闲情偶寄》，张潮的《幽梦影》，都受到林语堂高度的欣赏和评价，其中许多片断收入《生活的艺术》一书中。
从五四到三十年代，那一代的作家中，无论是还是散文，大多强调中国的苦难，列强的侵凌，礼教的束缚，继而要同胞们奋发，努力，改革不合理的制度。
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鲁迅的短篇，胡适的社会评论可以说无一例外。林语堂是少数在那个苦难的时代里，敢于提倡生活的情趣，并带着相当享乐主义的色彩，提出“快乐无罪”的看法。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鲁迅说“[林语堂]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
1933年6月20日，鲁迅有信给林语堂，对《论语》的作风，已经不甚满意，但语气还是平和的：
“顷奉到来札并稿。前函令打油，至今未有，盖打油亦须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压迫，令人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
不准人开一开口，则《论语》虽专谈虫二，恐亦难，盖虫二亦有谈得讨厌与否之别也。天王已无一枝笔，仅有，则凡执笔人，自属全是眼中之钉，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据《鲁迅全集》注，“虫二”是“风月”两字去其边，因此，“虫二”，亦即“风月无边”之意。所谓“天王”，指的是“国民党”。
林语堂何尝不知，九一八之后，中国真是到了存亡的关头，何尝不知“重重压迫，已不能令人喘气”。他之所以在此时写打油，谈风月，正是要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为中国人提供一处在政治上比较中立的空间，在那方园地里，也还能喘喘气，还能在“呻吟叫号”之外，有些微吟低唱。他在《有不为斋丛书序》中，很风趣地说明了这样的心情：
“难道国势阽危，就可不吃饭撒尿吗？难道一天哄哄哄，口沫喷人始见得出来志士仁人之面目吗？恐怕人不是这样的一个动物吧。人之神经总是一张一弛，不许撒尿，膀胱终必爆裂，不许抽烟，肝气终要郁结，不许讽刺，神经总要麻木，难道以郁结的脏腑及麻木的神经，抗日尚抗得来吗？”
林语堂曾说，要做文人，须先做人，同理，要做一个爱国的人，也必须先做人。没有一个连人都做不好的人，而能做好一个文人，或一个爱国的人。林语堂拒绝依附党派，拒绝卷入政治斗争，并不是不关心政治，不关怀社会。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不是顾问，而是质疑者。一旦成了顾问，也就是所谓国师，那就免不了得为当道谋划献策，林语堂为中国的将来既没有画过蓝图，也没有指出过方向，也没有鲁迅要用文学来为中国人治病的雄心。
1933年，鲁迅发表《小品文的危机》，把林语堂所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比作文人雅士案头的清供和书房中的小摆设，指出提倡者的用心是想“靠着低诉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鲁迅的这一论调，后来成了***对林语堂官方“定评”的底本。鲁迅认为，当时中国所需要的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而林语堂所提倡的小品文则缺“挣扎和战斗”的精神和内容。全文的总结是：
“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鲁迅在1933年到1935年之间，曾多次撰文或指名，或暗讽林语堂所提倡的小品文。如1933年的《“滑稽”例解》，1935年的《论俗人应避雅人》，都是针对林语堂而发。
1935年，《宇宙风》首刊，林语堂在《且说本刊》一文中，提出了他对当时文坛的观察和批评，与鲁迅的说法有针锋相对的地方：
“吾人不幸，一承理学道统之遗毒，再中文学即宣传之遗毒，说者必欲剥夺文学之闲情逸致，使文学成为政治之附庸而后称快，凡有写作，猪肉熏人，方巾作祟，开口主义，闭口立场，令人坐卧不安，举措皆非。”
这段话说出了林语堂与左派文人之间，对文学功能根本不同的看法。在林语堂看来，文学除了为作者自己服务以外，没有其他服务的对象。
他经常拿晚明袁宏道所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作为写作的原则。“独抒性灵”是就内容言，亦即文学的功能只是在抒发作者的情性，哀乐，癖好。至于是否有益世道人心，能否劝世救国，以至于为无产阶级服务，都与文学不相干。“不拘格套”则是就形式言，好的作品必须在形式上有充分的自由。所以他说“文学亦有不必做政治的丫环之时”。
这番话当然也是响应胡风在1934年发表的《林语堂论》，胡风对林语堂从20年代《剪拂集》的“凌厉风发”，退居到了30年代的“幽默闲适”，不但深致惋惜，并有严厉的批评，认为林语堂所提倡表现“个性”的小品，是脱离实际，缺乏社会关怀。而林语堂所谓的“个性”，“既没有一定的社会土壤，又不受一定的社会限制，渺渺茫茫，从屈原到袁中郎都没有分别”。
在林语堂看来，屈原和袁中郎虽然在时间上有近两千年的距离，一个生在战国，一个生在明末，但文学是反映作家个性的这一点，却是共通的。胡风则认为文学不只是反映作家的个性，也必须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起一种改造社会的作用。
林语堂在《翦拂集》的序里，对自己由凌厉风发一变而为幽默闲适，作了一定的交代，亦即在不可有为的时代，宁可有所不为，以“有不为”名其斋，取意正在此。有所不为，还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和人格，在不可有为的时代，而企图有所作为，则不免沦为政治的宣传。加入“左联”以后的鲁迅不正是如此吗？鲁迅在死前一年，写信给胡风，说到萧军应不应该加入“左联”的事。他直截了当地回答道：
“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的人们里，出了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
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么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连鲁迅进入“左联”之后都觉得身不由己，更不要说其他身份地位不如鲁迅的作家了，一旦加入了“左联”，整个人就成了政治的工具。林语堂在写作中始终要保持他的独立和自由，拒绝成为任何人、任何主义、任何教条的工具。
林语堂曾以“寄沉痛于悠闲”论周作人诗，也许我们可以说林语堂的小品文“悠闲有余，沉痛不足”，或甚至于“但有悠闲，而无沉痛”，但这一点在林语堂看来，并不足为病。
三十年代，在“左联”无产阶级文学的狂澜之下，几乎成了只要是文学就必须“沉痛”的局面，林语堂在此时，敢于站出来说，“沉痛”固然是文学，“沉醉”也未尝不是文学。一个作家在“沉痛”之余，也有“沉醉”的权利。这样的看法，与其说是他跟不上时代，不如说是时代跟不上他。
我在《林语堂与小品文》一文中曾经指出：林语堂在三十年代，国难深重的时刻，提倡写幽默闲适的小品，他的精义还是在争取言论自由。“他所一再强调，一再表明的是：即使国难当前，我有不谈救国的自由；即使国难当前，我还要有做我自己的自由。”
鲁迅发表《小品文的危机》之后，梁实秋曾为文声援林语堂，1933年10月21日，梁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了《小品文》一文，指出鲁迅太过“霸道”，小品文应该允许有不同的风格，并不千篇一律地“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即使有些小摆设，也不致消磨青年的革命志气。
鲁迅批评《论语》《人间世》的小品文确有太过“霸道”的地方，但他指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究竟不是晚明，在当时提倡明季山人墨客的生活，不免有效颦学步之讥。这一点确实道出了林语堂在三十年代提倡幽默闲适的病痛所在。鲁迅在1934年6月2日，给郑振铎的一封信里写道：
“小品文本身本无功过，今之被人诟病，实因过事张扬，本不能诗者，争作打油诗；凡袁宏道，李日华文，则誉为字字佳妙，于是而反感随起。总之装腔作势，是这回的大病根。
其实文人作文，农人掘锄，本是平平常常，若照像之际，文人偏要装作粗人，玩什么“荷锄带笠图”，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读书图”之类，就要令人肉麻。现已非晋，或明，而《论语》及《人间世》作者，必欲作飘逸闲放语，此其所以难也。”
闲适幽默，讲究生活情趣，是一种心境，一种态度，不可时时挂在笔端口头。在生活细节上努力做出闲适风雅，唯恐落入俗套，结果却不免成了“一说便俗”的尴尬处境。雅人自有深致，不需时时说出。鲁迅发表《论俗人应避雅人》，取意也正在此。
林语堂以晚明文人的作品和生活形态，来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典型，一方面如鲁迅所说，忽略了时代的不同，九一八以后的中国毕竟不是万历后期的明代；另一方面，明季的山人墨客，表面上，风雅自适，而实际上，有许多欺世盗名之徒，风雅闲适只是幌子，争名夺利毫不多让。
山人名士，特盛于明季，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在《万历野获编》中，特立《山人》一节，可以看出山人在当时泛滥堕落的一般：“此辈率多儇巧，善迎旨意，其曲体善承，有倚门断袖所不逮者。”
林语堂在文章中经常提到的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自称“山人”，而实周旋于官绅之间，以此而名利兼收。蒋士铨（1725–1785，字心余）在《临川梦》一剧中讥评陈继儒“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这说的虽是陈继儒，也实是晚明山人的众生相。林语堂在推崇袁宏道、陈继儒这批晚明文人的时候，多少也助长了一些附庸风雅的虚骄之气。
小品文是晚明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反映的是16、17世纪中国部分文人墨客的生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既没有晚明的生活，更没有晚明的社会，在九一八之后，提倡写晚明小品，这又何尝不是林语堂经常讥讽的古董呢？
1934年8月13日，鲁迅在给曹聚仁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曾建议林语堂少写小品，多作一些翻译，或许更能有益于中国：
“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著，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
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看近来的《论语》之类，语堂在牛角尖里，虽愤愤不平，却更钻得滋滋有味，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来的。”
在鲁迅看来，林语堂的小品是“无聊的玩意儿”，于中国无益，也无法存留下来。有益无益，我们无法确知，但七八十年过去了，林语堂的作品还在继续重印，却是事实。
当然，七八十年在历只是一瞬，语堂小品，能否传之后世，而今言之过早，即使鲁迅的作品是否能够不朽，也还未知。但有一点，鲁迅是对的，林语堂没有变得更急进。至于说钻牛角尖是林语堂自己也承认的。他在《我的话·序》中说：
“信手拈来，政治病亦谈，西装亦谈，再启亦谈，甚至牙刷亦谈，颇有走入牛角尖之势，真是微乎其微，去经世文章远矣。所自寄者，心头因此轻松许多，想至少这牛角尖是自己的世界，未必有人要来统治，遂亦安之。孔子曰：汝安则为之。我既安矣，故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鲁迅用“牛角尖”似有贬义，而林语堂则坦承不讳，并以钻牛角尖而自命，自乐。
1936年10月19日，鲁迅死在上海，时林语堂在纽约，13个月之后，林语堂发表《鲁迅之死》，悼念这位老朋友，对他们两人的交谊离合，作了回顾和分析。讲到有关小品文的那段争执，林语堂是这么说的：
“《人间世》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肯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
林语堂和鲁迅之交恶，全在“党见”二字。林语堂所提倡的小品文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一点，正是“个人笔调及性灵文学之命脉”所在。林语堂的小品文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所以有一席地，正在他能独树一帜，而没有随着左派俯仰。这点缺乏党见，在***官方的评论看来，自然是一种遗憾，但就客观的立场而论，则正是林语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文坛的贡献。
如我是个男孩
如我是男孩，我再也不用担心头发绑太松突然散开；再也不用害怕夏天穿裙子而露出小屁股；再也不用担心因为没有打理好自己的衣服而被同学嘲笑！男孩子，从不穿裙子，从不留长发，就连穿反了裤给人也是酷酷的样子，真爽！
如我是个男孩，我就不用再掩饰一些什么，不用默默地羡慕男孩之间最真挚最纯真的友谊，不用做每件事说每句话都想太多，不用在活在虚伪的女生世界里，可以尽情的释放自己的所有感情！
如我是个男孩，我就不用再拘谨一些什么，可以放开所有的束缚，可以肆无忌惮的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用再违心的做一个所谓的好孩子，可以完完全全的将深藏在骨子里的野性，在一瞬间爆发出来！
如我是个男孩，便终于可以跟泪水告别，不会再那么多愁善感，为一间小小的事，乃至一个情节都难过的睡不着觉，终于可以坦然的面对一切，不用为了逃避现实，整天沉迷于和幻想中的世界。终于可以把所有的泪水化为汗水，在篮球场上展现出独我的风！
如我是个男孩，我一定不甘于千篇一律的世俗，说不定我会是一个坏孩子，会把所有的故事都改写为潇洒！
如我是个男孩，该有多好啊！
也许我会平凡，但至少绝对不会庸俗！
也许，有人会认为男孩和女孩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但事实上，女孩真的有许多事是不能也不敢去做的，比如在课堂上肆无忌惮的顶撞，比如在老师和家长面前大声说“不”，比如遇到伤心事纵情的发泄……
更重要的是，真的，真的很羡慕男生之间的友谊，像女生，表面再要好的朋友也许心底都根本不屑于对方；而男孩所有的不爽都可以挂在脸上，真正的好朋友，哪怕吵得再凶，打得再狠，之后又是好兄弟！什么祸都可以一起闯，什么后果都可以一起担当！他们的友谊不是你伤心时女生之间那些违心的安慰，那种分担是放在心里的！
如我是男孩，我会做自己想做的一切，不受管束！可惜这只能是幻想，只能等下辈子投胎转世再做男孩啦！
做生活的艺术家是我们年轻人当下所倡导的一种生活态度。让艺术家这个词不再是专属，不再那么高大上，让我们平凡的人也能活出艺术人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保持自己的独立个性，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专注于热爱的事情，将其发挥到极致。这是我对生活艺术家的片面理解。
知道李小龙的人都知道他是截拳道的创始人，是个习武之人，是个武打明星，还是个导演。但他的更多身份并不为人所知，他同时也是诗人，精通哲学心理学等等。也正是这些理论知识以及精神力量造就了他与众不同的功夫之道，让他的匠人之心发挥至极，沿用到武术当中，至今无人超越。
在没读这本书以前对李小龙的认识仅停留在他是个演员，读完之后才知道原来他对武术届乃至世界的影响力竟如此深远。以下将是我阅读本书的领悟二三。（第一次做读书笔记，望读者多多包涵，偏见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本书共八个篇章，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纯粹讲的功夫之道，功夫入门，和截拳道之道。第二部分:讲哲学心理学与功夫之间的联系。第三部分:是李小龙的武学手记以及他在武术家以及演员二者身份之间切换的思考。
功夫主要倡导的是道家思想，即无为和忘我。只有做到空杯，方能盛物。这亦是做人之道。其次，一个人的信心也是成就事情最基本的前提，如原文中提到“当一个对自己有信心时，他在世上追求的仅仅是，自由而单纯的完成命运赋予自身的使命。他认为。所有那些过分夸大其词的东西和价格昂贵的东西都是身外之物，拥有和利用它们或许是快乐的。但这些不是生命本质所在。”
对于生命的看法，文中也做了明确的立意，“生命的意义就是活着。他不能被出卖，被概念化，被强行塞进固定的套套中去。我们也也渐渐意识到，操纵和控制最终都不能带给我们快乐的生活。真正的快乐是要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有自己的立场观点，培养自己的兴趣，有健全的性格，放松自如。”我想这也也将是日后生活中我的主要核心价值观。曾经我也追求理想生活，但总是不切实际，走了弯路。“要改变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无论是想要与众不同而做出表面的掩饰，还是内心的真正改变，如果没有自我意识都不能实现。”所幸我喜欢上阅读，大量的心理学知识的学习让我越来越清晰的认清自己的位置和现状。“人与人之间千差万别的原因并不在于我们的生命中发生了什么，而在于当我们面对人生中能考验生命勇气的重要境遇时，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做出回应。”因为曾经的弯路现在我要付出比之前更大的努力和寻找更有效的方式方法去解决去克服。
无论我们正在身处何境地，或是在修炼什么样的本领。一定要有正确的意识指导，或是最核心的价值观念，若只是因为利益熏心，或应付了事，没有认清做一件事的根本目的和原因，我们将很难从中获得乐趣喜悦和心中的平安，更难用一种匠心精神专注的做事，这个时代不缺努力的人，但太缺乏专注的人。
所以与其说这是一本介绍功夫的书，不如说这是一本启发人进行人生哲思的书。在纪念Bruce.Lee 逝世45周年之际，有幸遇到这本书，给我的生活有了新的启发和思考。
（文中金句很多。不止以上引用的这些。建议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翻原著阅读）
文末附两张结缘图。
参考答案：
1．C（解析：A项，“社会生活是艺术创作的主体”错误，原文是“社会生活作为艺术创作客体”；B项，“强调的内容是对立的”错误，张璪的名言强调画家要向大自然学习，即“艺术美离不开现实生活”，而韩干的话强调的是绘画要从生活中领悟，这两者都强调了艺术来源于生活，并非对立；D项，无中生有，“是成正比例的”错误，原文是“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美，心灵和它的产品比自然和它的现象高多少，艺术美也就比自然美高多少”，这句话说的是艺术美与人的心灵美成正比，而不是和现实美成正比。）
2．A（解析：A项“不是……而是……”关系错误，原文是“不仅是……同时也是……”。）
3．因为艺术美源于现实美，其中蕴含着艺术家自由自觉的创造和人的本质力量，体现了艺术家对生活的独特审美情趣与审美追求。
是这样的——
一般人们对李小龙的认知是——武术高手，功夫明星。但这样的认识是不全面的。李小龙不但研习武术，他还对哲学，心理学，禅宗，诗歌，写作，美术……等很多方面有研究。美国“李小龙教育基金会”的约翰.里特先生，是一个当今世界上关于李小龙的工作，生活，训练及哲学思想最权威的作者，他被李小龙遗产机构唯一授权可以使用，阅读李小龙所有的私人信件，草图及其读书笔记的人。这本《生活的艺术家》，就是约翰.里特从李小龙的生前著作中整理出来，汇编成书的，收录了李小龙的武术心得，哲学论文，心理学文章，诗歌……等，他告诉世人，李小龙不仅仅是一位武术家，更是一名生活的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