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 考 网整理的《林语堂与鲁迅》，希望大家喜欢！
1981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16卷本的《鲁迅全集》中，提到林语堂的地方不少。对林语堂的官方论断是这样的：
“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性灵，幽默，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为国民党统治者粉饰太平。1936居留美国，1966年定居台湾，长期从事文化活动。”
这短短的一段话，可以视为1949年之后，***对林语堂的定评。其实林语堂一生除了1927年曾短期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以外，没有参与过政府的工作，1936年之后，长期居留海外，主要以英文发表著作，很少具体地评论国内事务。究竟是什么原因***给以如此的酷评呢？这还需从林语堂与鲁迅的一段交往谈起。
1932年–1935年是林语堂在中国最活跃，影响的几年，他所主编的《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三本杂志，畅销一时，“幽默”，“闲适”成了一时风尚。由于林语堂、周作人等人以晚明小品作为文章典范，许多在清代遭到禁毁的明人集子，重新受到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
林语堂在1934年出版了包括《袁中郎全集》在内的《有不为斋丛书》，这些重刊的书籍，都是明末清初“专抒性灵”的作品。但与此同时的是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的兴起，大力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由此引发了鲁迅与梁实秋之间“文学有没有阶级性”的辩论。林语堂在这次论战中，虽未直接参与，但显然较同情梁实秋，文学并无阶级性的说法。
林语堂所向往的是传统中国文人精致典雅悠闲的生活，这与鲁迅此时所热衷的无产阶级文学是不同调的。这一点在他的名著《生活的艺术》中，表现得最为清楚，晚明文人袁宏道、张岱的山水小品，明末清初李渔的《闲情偶寄》，张潮的《幽梦影》，都受到林语堂高度的欣赏和评价，其中许多片断收入《生活的艺术》一书中。
从五四到三十年代，那一代的作家中，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大多强调中国的苦难，列强的侵凌，礼教的束缚，继而要同胞们奋发，努力，改革不合理的制度。
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鲁迅的短篇小说，胡适的社会评论可以说无一例外。林语堂是少数在那个苦难的时代里，敢于提倡生活的情趣，并带着相当享乐主义的色彩，提出“快乐无罪”的看法。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鲁迅说“[林语堂]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
1933年6月20日，鲁迅有信给林语堂，对《论语》的作风，已经不甚满意，但语气还是平和的：
“顷奉到来札并稿。前函令打油，至今未有，盖打油亦须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压迫，令人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
不准人开一开口，则《论语》虽专谈虫二，恐亦难，盖虫二亦有谈得讨厌与否之别也。天王已无一枝笔，仅有手枪，则凡执笔人，自属全是眼中之钉，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据《鲁迅全集》注，“虫二”是“风月”两字去其边，因此，“虫二”，亦即“风月无边”之意。所谓“天王”，指的是“国民党”。
林语堂何尝不知，九一八之后，中国真是到了存亡的关头，何尝不知“重重压迫，已不能令人喘气”。他之所以在此时写打油，谈风月，正是要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为中国人提供一处在政治上比较中立的空间，在那方园地里，也还能喘喘气，还能在“呻吟叫号”之外，有些微吟低唱。他在《有不为斋丛书序》中，很风趣地说明了这样的心情：
“难道国势阽危，就可不吃饭撒尿吗？难道一天哄哄哄，口沫喷人始见得出来志士仁人之面目吗？恐怕人不是这样的一个动物吧。人之神经总是一张一弛，不许撒尿，膀胱终必爆裂，不许抽烟，肝气终要郁结，不许讽刺，神经总要麻木，难道以郁结的脏腑及麻木的神经，抗日尚抗得来吗？”
林语堂曾说，要做文人，须先做人，同理，要做一个爱国的人，也必须先做人。没有一个连人都做不好的人，而能做好一个文人，或一个爱国的人。林语堂拒绝依附党派，拒绝卷入政治斗争，并不是不关心政治，不关怀社会。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不是顾问，而是质疑者。一旦成了顾问，也就是所谓国师，那就免不了得为当道谋划献策，林语堂为中国的将来既没有画过蓝图，也没有指出过方向，也没有鲁迅要用文学来为中国人治病的雄心。
1933年，鲁迅发表《小品文的危机》，把林语堂所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比作文人雅士案头的清供和书房中的小摆设，指出提倡者的用心是想“靠着低诉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鲁迅的这一论调，后来成了***对林语堂官方“定评”的底本。鲁迅认为，当时中国所需要的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而林语堂所提倡的小品文则缺“挣扎和战斗”的精神和内容。全文的总结是：
“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鲁迅在1933年到1935年之间，曾多次撰文或指名，或暗讽林语堂所提倡的小品文。如1933年的《“滑稽”例解》，1935年的《论俗人应避雅人》，都是针对林语堂而发。
1935年，《宇宙风》首刊，林语堂在《且说本刊》一文中，提出了他对当时文坛的观察和批评，与鲁迅的说法有针锋相对的地方：
“吾人不幸，一承理学道统之遗毒，再中文学即宣传之遗毒，说者必欲剥夺文学之闲情逸致，使文学成为政治之附庸而后称快，凡有写作，猪肉熏人，方巾作祟，开口主义，闭口立场，令人坐卧不安，举措皆非。”
这段话说出了林语堂与左派文人之间，对文学功能根本不同的看法。在林语堂看来，文学除了为作者自己服务以外，没有其他服务的对象。
他经常拿晚明袁宏道所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作为写作的原则。“独抒性灵”是就内容言，亦即文学的功能只是在抒发作者的情性，哀乐，癖好。至于是否有益世道人心，能否劝世救国，以至于为无产阶级服务，都与文学不相干。“不拘格套”则是就形式言，好的作品必须在形式上有充分的自由。所以他说“文学亦有不必做政治的丫环之时”。
这番话当然也是响应胡风在1934年发表的《林语堂论》，胡风对林语堂从20年代《剪拂集》的“凌厉风发”，退居到了30年代的“幽默闲适”，不但深致惋惜，并有严厉的批评，认为林语堂所提倡表现“个性”的小品，是脱离实际，缺乏社会关怀。而林语堂所谓的“个性”，“既没有一定的社会土壤，又不受一定的社会限制，渺渺茫茫，从屈原到袁中郎都没有分别”。
在林语堂看来，屈原和袁中郎虽然在时间上有近两千年的距离，一个生在战国，一个生在明末，但文学是反映作家个性的这一点，却是共通的。胡风则认为文学不只是反映作家的个性，也必须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起一种改造社会的作用。
林语堂在《翦拂集》的序里，对自己由凌厉风发一变而为幽默闲适，作了一定的交代，亦即在不可有为的时代，宁可有所不为，以“有不为”名其斋，取意正在此。有所不为，还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和人格，在不可有为的时代，而企图有所作为，则不免沦为政治的宣传。加入“左联”以后的鲁迅不正是如此吗？鲁迅在死前一年，写信给胡风，说到萧军应不应该加入“左联”的事。他直截了当地回答道：
“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了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
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么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连鲁迅进入“左联”之后都觉得身不由己，更不要说其他身份地位不如鲁迅的作家了，一旦加入了“左联”，整个人就成了政治的工具。林语堂在写作中始终要保持他的独立和自由，拒绝成为任何人、任何主义、任何教条的工具。
林语堂曾以“寄沉痛于悠闲”论周作人诗，也许我们可以说林语堂的小品文“悠闲有余，沉痛不足”，或甚至于“但有悠闲，而无沉痛”，但这一点在林语堂看来，并不足为病。
三十年代，在“左联”无产阶级文学的狂澜之下，几乎成了只要是文学就必须“沉痛”的局面，林语堂在此时，敢于站出来说，“沉痛”固然是文学，“沉醉”也未尝不是文学。一个作家在“沉痛”之余，也有“沉醉”的权利。这样的看法，与其说是他跟不上时代，不如说是时代跟不上他。
我在《林语堂与小品文》一文中曾经指出：林语堂在三十年代，国难深重的时刻，提倡写幽默闲适的小品，他的精义还是在争取言论自由。“他所一再强调，一再表明的是：即使国难当前，我有不谈救国的自由；即使国难当前，我还要有做我自己的自由。”
鲁迅发表《小品文的危机》之后，梁实秋曾为文声援林语堂，1933年10月21日，梁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了《小品文》一文，指出鲁迅太过“霸道”，小品文应该允许有不同的风格，并不千篇一律地“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即使有些小摆设，也不致消磨青年的革命志气。
鲁迅批评《论语》《人间世》的小品文确有太过“霸道”的地方，但他指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究竟不是晚明，在当时提倡明季山人墨客的生活，不免有效颦学步之讥。这一点确实道出了林语堂在三十年代提倡幽默闲适的病痛所在。鲁迅在1934年6月2日，给郑振铎的一封信里写道：
“小品文本身本无功过，今之被人诟病，实因过事张扬，本不能诗者，争作打油诗；凡袁宏道，李日华文，则誉为字字佳妙，于是而反感随起。总之装腔作势，是这回的大病根。
其实文人作文，农人掘锄，本是平平常常，若照像之际，文人偏要装作粗人，玩什么“荷锄带笠图”，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读书图”之类，就要令人肉麻。现已非晋，或明，而《论语》及《人间世》作者，必欲作飘逸闲放语，此其所以难也。”
闲适幽默，讲究生活情趣，是一种心境，一种态度，不可时时挂在笔端口头。在生活细节上努力做出闲适风雅，唯恐落入俗套，结果却不免成了“一说便俗”的尴尬处境。雅人自有深致，不需时时说出。鲁迅发表《论俗人应避雅人》，取意也正在此。
林语堂以晚明文人的作品和生活形态，来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典型，一方面如鲁迅所说，忽略了时代的不同，九一八以后的中国毕竟不是万历后期的明代；另一方面，明季的山人墨客，表面上，风雅自适，而实际上，有许多欺世盗名之徒，风雅闲适只是幌子，争名夺利毫不多让。
山人名士，特盛于明季，沈德符（1578–12，字景倩）在《万历野获编》中，特立《山人》一节，可以看出山人在当时泛滥堕落的一般：“此辈率多儇巧，善迎旨意，其曲体善承，有倚门断袖所不逮者。”
林语堂在文章中经常提到的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自称“山人”，而实周旋于官绅之间，以此而名利兼收。蒋士铨（1725–1785，字心余）在《临川梦》一剧中讥评陈继儒“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这说的虽是陈继儒，也实是晚明山人的众生相。林语堂在推崇袁宏道、陈继儒这批晚明文人的时候，多少也助长了一些附庸风雅的虚骄之气。
小品文是晚明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反映的是16、17世纪中国部分文人墨客的生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既没有晚明的生活，更没有晚明的社会，在九一八之后，提倡写晚明小品，这又何尝不是林语堂经常讥讽的假古董呢？
1934年8月13日，鲁迅在给曹聚仁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曾建议林语堂少写小品，多作一些翻译，或许更能有益于中国：
“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著，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
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看近来的《论语》之类，语堂在牛角尖里，虽愤愤不平，却更钻得滋滋有味，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来的。”
在鲁迅看来，林语堂的小品是“无聊的玩意儿”，于中国无益，也无法存留下来。有益无益，我们无法确知，但七八十年过去了，林语堂的作品还在继续重印，却是事实。
当然，七八十年在历只是一瞬，语堂小品，能否传之后世，而今言之过早，即使鲁迅的作品是否能够不朽，也还未知。但有一点，鲁迅是对的，林语堂没有变得更急进。至于说钻牛角尖是林语堂自己也承认的。他在《我的话·序》中说：
“信手拈来，政治病亦谈，西装亦谈，再启亦谈，甚至牙刷亦谈，颇有走入牛角尖之势，真是微乎其微，去经世文章远矣。所自寄者，心头因此轻松许多，想至少这牛角尖是自己的世界，未必有人要来统治，遂亦安之。孔子曰：汝安则为之。我既安矣，故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鲁迅用“牛角尖”似有贬义，而林语堂则坦承不讳，并以钻牛角尖而自命，自乐。
1936年10月19日，鲁迅死在上海，时林语堂在纽约，13个月之后，林语堂发表《鲁迅之死》，悼念这位老朋友，对他们两人的交谊离合，作了回顾和分析。讲到有关小品文的那段争执，林语堂是这么说的：
“《人间世》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肯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
林语堂和鲁迅之交恶，全在“党见”二字。林语堂所提倡的小品文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一点，正是“个人笔调及性灵文学之命脉”所在。林语堂的小品文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所以有一席地，正在他能独树一帜，而没有随着左派俯仰。这点缺乏党见，在***官方的评论看来，自然是一种遗憾，但就客观的立场而论，则正是林语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文坛的贡献。
假如我是个男孩
假如我是男孩，我再也不用担心头发绑太松突然散开；再也不用害怕夏天穿裙子而露出小屁股；再也不用担心因为没有打理好自己的衣服而被同学嘲笑！男孩子，从不穿裙子，从不留长发，就连穿反了裤给人也是酷酷的样子，真爽！
假如我是个男孩，我就不用再掩饰一些什么，不用默默地羡慕男孩之间最真挚最纯真的友谊，不用做每件事说每句话都想太多，不用在活在虚伪的女生世界里，可以尽情的释放自己的所有感情！
假如我是个男孩，我就不用再拘谨一些什么，可以放开所有的束缚，可以肆无忌惮的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用再违心的做一个所谓的好孩子，可以完完全全的将深藏在骨子里的野性，在一瞬间爆发出来！
假如我是个男孩，便终于可以跟泪水告别，不会再那么多愁善感，为一间小小的事，乃至一个小说情节都难过的睡不着觉，终于可以坦然的面对一切，不用为了逃避现实，整天沉迷于小说和幻想中的世界。终于可以把所有的泪水化为汗水，在篮球场上展现出独我的风采！
假如我是个男孩，我一定不甘于千篇一律的世俗，说不定我会是一个坏孩子，会把所有的故事都改写为潇洒！
假如我是个男孩，该有多好啊！
也许我会平凡，但至少绝对不会庸俗！
也许，有人会认为男孩和女孩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但事实上，女孩真的有许多事是不能也不敢去做的，比如在课堂上肆无忌惮的顶撞，比如在老师和家长面前大声说“不”，比如遇到伤心事纵情的发泄……
更重要的是，真的，真的很羡慕男生之间的友谊，像女生，表面再要好的朋友也许心底都根本不屑于对方；而男孩所有的不爽都可以挂在脸上，真正的好朋友，哪怕吵得再凶，打得再狠，之后又是好兄弟！什么祸都可以一起闯，什么后果都可以一起担当！他们的友谊不是你伤心时女生之间那些违心的安慰，那种分担是放在心里的！
假如我是男孩，我会做自己想做的一切，不受管束！可惜这只能是幻想，只能等下辈子投胎转世再做男孩啦！
雨声，最原始最古老的音乐，间间歇歇反反复复敲打了多少个世纪，谁又听懂了那反复的敲击却是一种生命的低语？
你喜欢雨吗？我喜欢。我是一个爱静的女孩，我不爱说话，不喜欢热闹。听到街上有人吵架，我会绕道远远地避开。
因为讷于言，所以勤于笔，我喜欢捕捉生活中任何一个美丽的剪影。
最美是夜雨。都市里一切都入睡了，只有雨与我。这样的我，那颗心透明地真实着。滴滴答答，小雨，滴在那苍茫的夜色里，朦朦胧胧地显示着它的神秘，朦朦胧胧地暗示着它的美丽。小雨洗刷着尘土，却洗刷不去青春的足迹……这种情景，不美吗？
看过独舞吗？独舞是一种美得让人心痛的艺术。一束苍白的光照在舞台上，一位妙龄少女在舞台上飞舞，像一只蝴蝶，一只灵动的蝴蝶，偶尔扇动着那充满音符的翅膀。那少女双臂缓缓上举，继尔优雅地弯曲，柔情似水，构成人间最美最深的弧线。这不美吗？
当我一个人漫步在路上，不远处传来了蝴蝶的哭泣。我闻声寻去，见一位老人在风中与“化蝶”一起“共舞”。他在寒风中，在干瘦修长的指下，那二胡独有的忧戚，在孤独的丝弦上倾泻。我惊讶了，惊讶于“化蝶”的流畅与动情、呜咽与缠绵。那美呀！不是吗？
美，它是在于给人一种心灵的悸动，它并不需要专家用那挑剔的目光鉴定什么。只需要我们怀着一颗无比透明的心去触摸现实，从中产生的那份悸动与感动，便是美。
其实，生活中的美有好多，满地都是，只看我们是否愿意俯身拾起。请记住，生活是美的。当世间马达的嘈杂声越来越充满城市的空间时，当鸟语花香越来越透露出人工雕琢的气息时，当钢筋混凝土的味道越来越浓郁时，当渐渐荒芜的心灵越来越找不到倾诉对象时，当夜不再静谧，天不再湛蓝，当人们的心建起了如壁的冷漠时，我们刚刚丰腴起来的心不能像水仙一样在沙漠中渐渐枯死。
我们要走进我们的青春舞台，绽放出自己的光彩，与激昂的吉他，一起奏响未来。我们要把一切的烦恼都甩开，身体尽情摆一摆，这多好，我们本来就应该争着与太阳同步，不怕前面的荆棘与迷雾，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奋然前行。
生活的快乐，生活中的美，都应该自己去捕捉，自己去体会。记住，美丽只需俯身拾起，不需要专家的鉴定。让我们一起去捕捉生活的美，好吗？一起漫步在雨林，一起去听那像楼兰女子悄悄滑落的叹息声，一起去感受青春的每一个悸动与美丽，用你那真实而透明的心去感受生活中的唯美。
“我是漳州府平和县人，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人，我的家乡是在崇山峻岭之中，四周都是高山。”这是世界文化大师林语堂写《我的家乡》中的一段话。
院子里有一条小路，铺着精美的鹅卵石，门的左侧挂着“林语堂故居”的牌匾。走进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挂在墙壁上的照片，还有一张印着林语堂先生的广告板，右上角用行书字体写着“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右下角写着：我本龙溪村家子，环山接天号东湖。十尖石起时入梦，为学养性全在兹。一扇窗户旁边，放着一张正方形的木桌和两张大木椅，方桌上有一盏破旧的油灯。
林语堂的故居是一座“同”字形瓦木平房，红红的地砖，黑黑的瓦片，房子前面是几棵耸入云天的凤凰树，那火红的凤凰花仿佛是一只只蝴蝶在树丛中飞舞，地上铺满飘落下来的枫叶犹如火红的地毯。一阵阵秋风吹来，树叶沙沙作响，好像在迎接我们的到来。
林语堂和他的兄弟姐妹，其中一个没有扎辫子，只戴了一顶小帽子的小男孩就是林语堂。那个时代，不管男女老少都要扎辫子，而语堂却把自己的辫子剪掉，父亲只好给他戴了一顶帽子。你瞧，小时候的语堂就与众不同吧！
走进图书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林语堂的介绍，还有他创作的《京华烟云》、《生活的艺术》《吾国吾民》等大量经典名着和许多翻译的作品。在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人们对他的评价“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可见他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影响之大。
走出故居向和乐码头走去，到了和乐码头，语堂当年乘船离开坂仔去往厦门的码头，如今被命名为‘和乐码头’。因为语堂小时候的名字叫和乐，后改作玉堂，再后来才改为语堂。”
离开码头，我们来到三日桥，到了桥的对岸，远远就看见林语堂的雕像高高地耸立着，他的旁边是一支大烟斗，还有两个大柚子。站在语堂的雕像面前，我不禁感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这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是这故乡的山山水水养育了这一位文化大师，我为我的故乡拥有这样一位文化大师而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书是疲惫中的一杯龙井，当你软弱无力的时候，只喝一口就使你神清气爽；书是烦恼中的一曲古筝，当你意气消沉时，优雅的旋律一飘荡，眼前立即一片青翠；书是挫折中的阵阵清风，当你彷徨伤心时，为你拭去焦躁的汗水。很多建筑都做成书的样子，让我的家乡蕴含浓浓的文化气息。
林语堂读的小学变成了现在的语堂小学，坐落在群山之下，很有灵气。
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家乡。离开城市的喧嚣，空暇时间，我喜欢回到我的家乡，山美水美，关键是还有老妈的纯手工的美食。
还有全国闻名的琯溪蜜柚……
林语堂在书中谈论了庄子的淡泊，赞扬了陶渊明的闲适，诵读了《归去来兮辞》，讲解了《圣经》故事，以及中国人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观山，如何玩水，如何看云，如何鉴石，如何养花、蓄鸟、赏雪、听雨、吟风、弄月等等。林语堂将中国人旷怀达观，陶情遣兴的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皆诉诸笔下，向西方人娓娓道出了一个可供仿效的完美生活方式的范本、快意人生的典型，展现出诗样人生、才情人生、幽默人生、智慧人生的别样风情。
07全国2卷满分作文：
幸福之花，开在感恩枝头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花儿的感恩。
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这是鸟儿的感恩。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是人类的感恩。
因为懂得感恩，他们拥有了一颗金子般的心；因为懂得感恩，他们创下了人世间温馨的传奇；因为懂得感恩，这世界才会如此美丽。幸福如花，在感恩的枝头美丽绽放。
“忠则《出师表》，孝则《陈情表》”，这两表道尽了人间感恩的真谛，演绎了人世间感恩的传奇。为报刘备三顾茅庐之恩，诸葛亮七出祁山，巧计破敌军，为刘备打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出师末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是后人为他写下的诗篇，为报当年的知遇之恩，他用毕身的精力向后人诠释了感恩的真谛。自幼失去父母是李密的不幸，但祖母却用自己的温暖让这个可怜的孩子长大成人，且名扬四方，为官作宰是多少读市人毕生的梦想，十年寒窗不正为一朝为官？然而当这个机会真正来临，李密却不曾忘记自己的祖母。他放弃了这个机会。因为他知道“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在为官和报恩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向世人彰显了一首伟大的诗篇——感恩。他们的感恩温暖了自已，感动了后人。那一刻，幸福之花，在他们的感恩的枝头灼灼其华。
感恩之心，是我们维系这个世界的根本，拥有感恩的心，才能称之为有灵性的人，然而一旦失去后果不堪设想。
云南大学曾震惊一时的血案是多少人挥之不去的阴影。一时的性起让四个年轻的生命就此终结，我不想说他的残忍。我只想说，他真的不懂感恩。云南大学用知识培养他，而他却使之蒙羞；他的父母用心血把他养大，他却让他们体会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楚；他与同学的同学情他不懂得珍惜。如果他有一颗感恩的心，也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当感恩的心不在，那一刻，他的幸福之花开在哪里?
数十年为战友守墓，矢志不渝，是陈健对战友的感恩；荆轲赌命，是为报太子知遇之恩的感恩；袁隆平数十年专注研究杂交水稻，是为祖国的感恩。
怀抱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将爱传递。将别人无私的帮助，深深铭记，并将之传递，这世界因感恩而美丽。
人世间没有不绝的风暴，感恩却有其不老的风情。幸福之花，开在感恩枝头，灼灼其华。
点评：
这篇文章中心突出，层次清晰，结构严谨，语言流畅。
文章以“幸福之花，开在感恩枝头”题，以阐明感恩和幸福之间的关系作为主要的内容，运用正反对比的手法，跨越时空，让孔子、李密和形成鲜明的对比，无可争辩地说明了“因为懂得感恩，世界才会如此美丽”的道理。
文章十分注意过渡和照应的安排，标题和内容照应，开头和结尾照应，议论抒情的句子和叙述的内容结合也十分紧密。文章还用“幸福之花，在感恩的枝头灼灼其华”这样的句子来组织全文，显得完整、缜密而从容。
感情真挚、健康而饱满，也是文章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